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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来源:      作者:郭德宏      发布时间:2015-06-30

   

  对于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研究得也很充分。但是,有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写得还不是很准确,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下面,就谈谈自己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 “长征”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93410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那么,是什么时候使用“长征”这一名词的呢?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但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1935610,《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12,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因为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所以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到710,《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019日红一方面军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11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9351113,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最早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文献。从此,“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为人们所熟知了。[1]

  但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进入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5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最早使用的。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2]也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最早使用的,该文件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3]

  从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王明虽然最早使用了“长征”一词,但他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真正用“长征”一词称呼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始于红军总政治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和朱德1935年5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二、 红军长征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红军长征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原因,过去都归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以及由它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但有的学者认为,红军之所以进行长征,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认为“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立足之地。具体来说,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限制;二、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三、苏区连年出现的粮荒使红军军粮常处紧张状态之中;四、庞大的军政队伍超过了苏区的负荷能力;五、不能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苏区物资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上述情况表明,土地革命后期,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区经济已经到了枯竭的边缘,红军除了转移,易地求食外,别无它途”[4]。还有的学者认为,红军长征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在全国确立,蒋家王朝“大一统”局面出现,使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消失,红军只有转移方能生存下去。2、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逐步深入人心,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危及蒋介石统治之势。故蒋必欲花大力气消灭之。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必须转移。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不得不相应调整政策,实施转移。[5]有的仍然认为,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大目标。[6]

  关于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的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提出异议,指出那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求生存才是红军的真是目的。时局的变化,蒋介石必欲歼灭之等等,也并不是长征之前才出现的,蒋介石早就想将红军彻底歼灭之。至于经济原因,确实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革命根据地一般都是人口较少的落后地区,连年的战争已经使这些地区财源枯竭,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但这也不是红军长征前才出现的现象,经济的困难在长征之前早已出现了。因此,它也不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我认为,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还是军事的失败,经济的枯竭等是红军长征的深层原因。

   

  三、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

  长期以来,都说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但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这么说,理由如下:1.所谓“战略转移”,是指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而实施的大转移,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仍然坚持从前去湘鄂西的既定方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2.战略转移必须是主动的、适时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是有准备的行动,而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退出苏区时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所为,故不能称之为战略转移,应称之为“大转移”更为准确。[7]但有的学者对长征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次重大战略转移:第一次是社区性的转移,即将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第二次则是地缘性转移,即通过长征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到北方。[8]

  我认为,长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因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转移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为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就把它和中后期的长征分开,不承认它是战略转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红一方面军中后期的很多行动也是被迫的,否则它就不会转那么大的弯子。事实上红一方面军从坚守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的转移。至于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次重大战略转移,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确实是通过红军的长征,把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

   

  四、红一方面军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即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黎平会议前的红军突围转移是“西征”而不是长征,“西征”和长征无论是在战略方向、实际领导还是在其评价和结果上都根本不同。黎平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是长征胜利的起点。因此,黎平会议才是红军长征的开端。[9]我认为,黎平会议虽然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黎平会议后的长征是西征的继续,不能把西征和长征截然分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还是以1934年10月从江西开始比较合适。

  至于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是何时从何地开始长征的,也存在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开始的。[10]有学者认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应以红军在集中地队伍开始移动即渡过贡江为标志,因此,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出发地点是于都河贡江)北岸以于都县城为中心)。[11]还有的以红一方面军的集结地作为红军长征开始的地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长征的出发地不只一处,红军是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12]石仲泉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作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应该以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标志,同时不否认其他地方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3]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石仲泉的意见,即应该把红一方面军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作为长征开始的标志,但也不否认其他地方如瑞金、宁化等,也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五、遵义会议是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的意义,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关于遵义会议的档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公布以后,很多人看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会后确定的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他也不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军事上仍然由周恩来负责,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于是加上“实际上”或“事实上”三个字,说遵义会议“实际上”或“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这实际上是后退了一步。后来很多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因此,在我200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中,改成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

  后来,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14]。刘晶芳最近在《对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再认识》一文中,还列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张闻天领导地位的肯定,例如1964416,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5]同年710,毛泽东在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中,又讲到五朝领袖,说第四代是张闻天。周恩来在1967712的谈话中也谈到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16]。周恩来还在197275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呜三省’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17] 1978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18] 1979825,邓小平在代表中央对张闻天所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19]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她认为,上述史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上党的总书记是公认的,党史上确有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悼词中都承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党的总书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否认呢?虽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的集体领导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既然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后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现在有的权威党史著作仍然这样说,并在列出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三人团”的名字时仍然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21]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就拿军事领导职务来说,直到1935年8月周恩来病重,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党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形成 “毛主周辅”的军事领导体制。而在党内,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那更是以后的事。因此,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六、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是不是传达提纲?

  关于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根据陈云认定,说是19352月或3月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等人认为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一是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二是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如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三是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如认为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清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因此,他们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纲包括《()英勇的西征》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两部分。[22]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实不像向下传达的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的一部分。

   

  七、“四渡赤水”是不是“真如神”?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毛泽东的功绩,把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极力拔高。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争论较大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四渡赤水”能不能称为战役?有的学者说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四渡赤水各有各的决策过程,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作战行动。[23]有的学者还提出,战役应具备5个条件:()有一定的战略目的;()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有一定方向上的行动;()在一定时间内行动;()包括若干次战斗。而四渡赤水只符合第5个条件,因此四渡赤水只能说是长征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能称为战役。[24]

  二是“四渡赤水”是不是“神来之笔”?有的学者认为并不都是“神来之笔”,因为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有四个失误: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一次关键性战斗受挫(土城之战),使红军一度丧失主动权;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如鲁班场战斗。[25]有的学者还说,四渡赤水的前三次与第四次的指挥风格与作战结果截然不同,真正由毛泽东指挥并体现其风格和精髓的应该是第四次渡赤水,即奇袭贵阳,因此对四渡赤水不能一概而论[26]

  对于红军在四渡赤水中的失误甚至失败的原因,有的学者也作了分析,认为是对战略退却的现实缺乏足够的理解;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对困难认识不足等等。[27]有的学者还说,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仍是“左”倾影响在军事上的惯性表现,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军事指挥上转变的不完全性。[28]有的学者还提出,对于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应给予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四渡赤水的胜利证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确能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同时,四渡赤水的部分失利也说明了新的中央领导同样是人,而并非后人所说的是“如神”。[29]

  我也认为,四渡赤水只是连续的几个战斗,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因此不应再称为战役。至于对四渡赤水的评价,应该客观,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应该过多的溢美、拔高。把“四渡赤水”说成“真如神”,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的产物。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对那些个人崇拜的东西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六、关于张国焘的“密电”问题

  关于193599张国焘发给随右路军行动的原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密电”问题,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

  最早提出有这个密电的是毛泽东,但他没有说要“武力解决”。后来,关于“密电”中有“武力解决”内容的说法就多起来了。1981年,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第12期发表《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指出至今没有找到张国焘要“武力解决”的电文,中央批驳张国焘关于反对一、三军团北上的言论中,也从未指出张国焘有过这样的密电。因此,“似可得出‘武力解决’之说并不可靠的结论”。不久,吕黎平在《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发表《对<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的回答》,坚持这个“密电”是存在的。后来争论就越来越多,一是有没有这个“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曾就这个问题请示中央,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意见是有这个“密电”,但“武力解决”的内容查无实据,应以毛泽东1937年批判张国焘时的发言为准。所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肯定有这个“密电”,内容按1937年批判张国焘时发言的提法,说是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200311月到20041月,范硕在《中华儿女》杂志连载了《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引用了大量的回忆材料,说明193599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甚至“武力解决”的密电是存在的。接着,朱玉、王年一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上发表《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请教范硕同志》的文章,认为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是有的,但所谓“武力解决”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根本没有,无论是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都证明这个密电是不存在的。

  对于这场争论,石仲泉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第二,“密电”的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30]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虽然写了“密电”两字,但没有再写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只说“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31]前几年胡绳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对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很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中的真正用意。我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即原来说的密电不一定有,但毛泽东担心张国焘会对红一方面军不利,于是就连夜北上了。

   

       七、应该重视其他几支红军的长征

  过去讲长征,一般是讲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讲得很少。事实上,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非常成功的。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193411月开始到19359月结束,时间虽然比红一方面军少两个月,路程也比红一方面军短得多,但同样艰苦。经过将近一年的转战,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即从出发时的2980人增加到了3400人,而且在长征途中成功地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了半年以上。经过长征,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因此,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成功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同样是成功的。有的学者指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红二、红六军团是在其他主力红军长征后,唯一留在南方、并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才开始北上长征的;二是红二、红六军团是在战略转移中根据实际情况逐步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以逐步转进的方式完成长征的;三是红二、红六军团是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堵的。尤其是在贵州的乌蒙山区,红二、红六军团面对130多个团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采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来回周旋了1个月,转战1000余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朱德曾高度赞扬他们说:“你们是集运动战、游击战之大成。”另外,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还建立了临时根据地,使人员和粮食、资材得到及时的补充。仅在贵州的黔大毕地区,就扩大了6000余名新战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综上所述,红二方面军长征在整个红军长征中起到了与众不同的特殊重要作用。[32]因此,对于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成功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 

  对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过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而讲得不多。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33]石仲泉也认为,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确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是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二是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三是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 “宣传队”作用;四是在所经过地区也发挥了“播种机”作用;五是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34]事实上,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和其他红军一样英勇,在有的路段上甚至更为艰苦。例如很多指战员是三过雪山草地,留下了很多动人的事迹。因此,对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同样加以重视。对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斗争的事迹,应该同样地大力宣传。

   

          八、红军长征的路程究竟有多长?

  2003年底,两位英国人——马普安和李爱德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2/3,大约3700英里(6000公里)。” 李爱德还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其他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国内很多学者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例如有的学者从“二万五千里”的提出过程入手,对萧锋当时所在的红三团和红一军团直属队行军情况和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的长征日记记录的行军里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万五千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并指出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如缺少地图走错路等。[35]

  但应该指出的是,二万五千里是指红一方面军中的部队走的最多的路线,并不是红一方面军全部都走了这么长的路线。1935年1019日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就说“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还应该指出的是,二万五千里是指红一方面军走的路线,并不是所有红军都走的路线。有的文章已经指出,红二方面军走了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走了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走了不到一万里。如果将四支红军长征走的路线全部加起来,应该是约六万五千里。[36]

   

         九、三大主力会师后究竟有多少人?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还有多少人,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有的学者说,当年解放军档案馆后方档案库副主任和查对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刘铁林,曾撰文披露19815月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案)时军委办公厅责成解放军档案馆对这一问题进行查对,计算的结果是:红二十五军于19358月到达陕北的总人数为3400人;红一方面军于193510月到达陕北的总人数为8000余;二方面军(含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红四军、红三十一军)193611月到达陕北的总人数各为1.1万;以上合计为3.3万余人。[37]但这里边没有包括红四方面军的

  红九军、红三十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部队,以及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并而成的红五军。这些部队后来虽然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于1937年春失败,但也应该算在三大主力会师的人数之内。根据秦生考证,西路军总人数为21000余人。[38]另外,也没有加上陕北红军的人数。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7000多人。那就是说,陕北红军至少有3600多人。如果加上这些部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的人数,就应该是58000多人。事实上,到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都进行了扩编,人数都有增加。所以,在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军的总人数应该在6万至6.5万人左右。

   

           十、应该怎么理解长征精神?

  纪念长征,宣传长征,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门英勇奋斗的事迹,更重要地是为了弘扬长征精神,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对于长征精神,我在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曾提出它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对于革命事业和理想坚定不移的精神。第二,团结一致、亲密合作、共同战斗的精神。第三,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奋勇拼搏,一往无前的精神。第四,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并始终充满乐观的精神。第五,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近年来,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有的学者提出,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持信念,逆境奋斗”,因为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奋斗史中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长征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逆境中坚持理想信念英勇奋斗的历史。围绕着这一核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充分展示了“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心系民族、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审时度势、扶正纠错的实事求是精神;团结一致、维护统一的顾全大局精神;互助友爱、生死与共的集体主义精神;以苦为乐、奋发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39]。我认为,把长征精神的核心概括为“坚持信念,逆境奋斗”是很好的,突出了长征精神的特点,使它更加鲜明地与其他几个精神区别了开来,应该加以肯定。

                      2006年8月8日修改

  


 

  注释:

  [1]王建强、许秀文《“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2]袁征《关于“长征”一词的提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王大钊《“长征”一词在冕宁第一次提出的考证》,《

  [3]赵福贵《“长征”称谓的由来》,《党史文汇》2005年第3期。

  [4]单人麟《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第5期。

  [5]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 2期。

  [6]闻文《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12期。

  [7]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 2期。

  [8]荆南翔《长征最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战略转移》,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9]方小年、周剑《中央红军长征开端新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0]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1]姚连红《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几个历史问题的考辨》,《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12]黄如飞、张杰《长征,从这里开始——党史专家解读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福建日报》2005 10 26 日。

  [13]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10月号。

  [14]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15]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6]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7]杨继武《张闻天与扎西会议》,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18]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19]《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20]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8页。

  [2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

  [22]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

  [23]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

  [24]元江《“四渡赤水”不宜称作战役》,《南开学报》1991年第5期。

  [25]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6]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

  [27]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8]徐波《对四渡赤水前后红军军事转折问题的再研究》,《军事历史》1994年第4期。

  [29]赵晓石《生机与危机同在,希望与考验并存,再探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南政学报》1991年第5期。

  [30]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10月号。

  [3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页。

  [32]崔利民《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显著特点》,《军事历史》1997年第6期。

  [33]季相林《试论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哲里木畜牧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4]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10月号。

  [35]王建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容质疑》,《军事历史》2004年第2期。

  [36]郭钟理《“长征”到底有多长》,《秘书工作》2005年第8期,《党政论坛》2005年第9期。

  [37]转引自马福生《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8]秦生《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269页。

  [39]邬家能、孙志清《坚持信念  逆境奋斗――解读长征精神》,《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原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