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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衣着消费的变化看社会变迁-以北京城市居民为例

来源:      作者:张太原      发布时间:2015-06-30

[摘要]衣着是社会变迁的特殊载体,1949-1999 年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正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世纪社会变迁的反映。以加工布料为主的单调时期(1949-1977),反映了政治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的变革时期(1978-1991),反映了中国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个性化、成衣化和高档化的成熟时期(1992-1999),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棉布  服装  衣着消费   北京市居民  社会变迁

服装的变化映射出历史的变革,在文明社会,它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开放式的“语言空间”,这个语言空间反映着人与社会的风貌。西方哲人阿纳托尔·法朗士说过一段话:“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服饰,它能显示给我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能告诉我的都多”。[1]因此,衣着消费作为人类生活乐章的重要部分,并不仅仅是个人着装问题,它反映的是经济的兴衰、文明的强弱、政治的气候及社会潮流的走向,“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2]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49-1999年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化,来揭示中国在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

一、以加工布料为主的衣着消费(1949-1977)

1949年,中国社会开始了剧烈的变革,这种变革也明显地体现在人们的穿着上,“建国初青年们都喜欢列宁服,因为革命成功,一扫旧习,显着朝气蓬勃”[3]但是,就这一时期的衣着消费本身来说,是十分简易和单调的。根据统计资料,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内容是:棉布、化纤布、呢绒、绸缎、布制服装、呢绒服装、绸缎服装、汗衫背心、棉毛衣裤、绒衣绒裤、毛线及毛衣裤、袜子、胶鞋、布鞋、皮鞋。其中以购买布料自己或到裁缝店加工为主,成衣消费寥寥。衣着材料则以棉布为主,其它布料如呢绒、绸缎等,大多数年份平均每100 人里都合不到几米。成衣消费也以布制服装为主,但多数年份也达不到人均1件,或者说人们穿衣数年内都不能换一件新的,连布鞋和胶鞋都是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57年以后,至少直到1965年,衣着消费的各种类别多数都在减少,这表明在相当时期人们穿得越来越“旧”。[4]当时,“如果谁穿的衣服上没有补丁,就像现在城市里的人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一样,显得很特殊。”[5]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不但如此,对于北京城市居民来说,即使自己用棉布加工的衣服也很难每年换一件新的,因为棉布的消费在许多年份都是不能满足的,比如,这一时期较好的年份1957年,“国务院考虑到今年棉布生产势必减少这一趋势,现在决定将今年第二期布票按对折使用,以便平衡棉布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要知道,棉布不象粮食:一天不吃饭就不能劳动,但是用布多少的伸缩性却很大。一件衣裳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穿好几年,而且穿旧了再改改补补还可以穿”[6]。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却“考虑”和“决定”人们的“改改补补”,而《人民日报》则以社论的形式来号召“节约棉布”,足见当时“穿衣”之困难。

在国务院的决定和号召下,北京市居民开始想法设法地减少棉布用量,如竞相传播“翻改旧衣的经验[7],大穿翻旧改新的衣服,“北京市一百三十多个主要街道的缝纫合作社门市部,都开展了翻旧改新业务,上半年共翻改了四万多件衣服,为国家节约布匹等衣料二十七万多尺”。[8]由于生活困难和衣料缺乏,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争取一衣多用或因陋就简,“冬天穿的是棉衣,春秋季节则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9];“舍不得给孩子们买衣服,做衣服大点肥点不要紧,不能小。这样,大孩子能当短衣服穿,小孩子能当长的穿;春天能当单衣,冬天能套棉袄。到年节才舍得买块布,钱紧的时候,干脆买块布头。前门鲜鱼口卖布头的‘黑猴’商店因为众多人的光顾,知名度特别高”[10]更有甚者是“寒不择布”,有人回忆,1962年,每人每年才发两尺半布票,全家把一年的布票凑起来才够给一个人做件衣服。有一次,百货大楼进了一批纳鞋底用的白线绳,不用布票就能买,我们都跑去抢购,买回家去把线绳分开,织成线衣线裤。” [11]在棉布紧缺的情况下,后来有关部门也试制出了一些新的布料,如线呢、山羊绒、毛的确凉等,[12]但是由于生产数量有限,居民消费并不普遍。当时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购买布料,再到裁缝店或自己加工成衣服,除为了省钱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买的成衣很难合身(尺寸受到严格限制);或者质量太差,很难合意。比如,有人“买了一件北京市时代服装厂生产的中式棉袄罩衣,回来一穿,发现五个扣子只能扣上二个,其余三个因扣眼太小无法扣上”。[13]如果说千方百计地节省布料,“线绳”以织衣,反映的是“短缺经济”,而成衣质量之差,则反映的是“计划经济”,厂家只注重完成被分配的数量,而对质量显然无重视之动力。

从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时尚来看,大致是“50年代列宁服、60年代中山装、70年代劳动

服”[14]。具体来说每个时期又稍有不同。在50年代,男人中流行灰蓝色的“干部服”,女子则以穿 “列宁装”为时尚,而男女都穿同样的“布鞋”,并“以朴素为美”,“至于颜色,凡享受供给制的一律是灰色的,一般则是蓝色。穿西服、穿长衫的少了,……穿皮鞋的少了、高跟鞋更不见了。流行起毛边底的布鞋,而且是便脚的,即不分左右。这种鞋是供给制的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人领鞋或买鞋故意跳大的,穿起来不合脚,钉个布条系上,以示因陋就简,艰苦朴素”。[15]不难发现,对朴素的极力提倡和赞扬,致使人们的思想感情真的开始以朴素为美,即使社会学家也认同这样一种“审美观”,“不管别人怎样想法,仅以我个人而论,这种朴素的美好,真使我叹为观止矣”。[16]不过,在50年代,北京市居民的穿衣还不算太单调,“在‘中苏友好’的时期,‘苏联花布’开始让生活绚丽多彩,服装又开始担当装饰自身的功能”[17]受苏联女专家的影响,不少北京女子也一度穿起了“布拉吉”(俄语音译,连衣裙的意思),“‘布拉吉’样式比较素雄,用的布料多为白地蓝点、紫点或绿点;深受广大妇女的欢迎。”。[18]

然而,“文革”开始以后,北京市居民的穿衣变得越来越乏味。“‘文革’间,蓝、灰颜色成了人们穿衣的主色调,‘军装’成了时尚”[19]“人们的穿着、颜色是呆滞沉闷的黑、绿、蓝;款式是老式的中山装,一字领;面料是一水的棉布”[20]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服饰思想指导下,“举国时兴黄军装,戴红袖标,不许有辫子、裙子、花衣服、高跟鞋。老百姓不喜欢黄军装的,就只能穿蓝或灰,外国记者形容那时的中国到处是一群群的‘黄蚂蚁、蓝蚂蚁’”[21]“在那个以红色为图腾的年代里,人们把红绸红布剪成红旗和袖标,却绝不容忍女孩子拥有一件红上衣”,“似乎只有这一切,才是思想革命化的表现”甚至穿衣成了划分阶级或进步与反动的标准,“穿什么一度成为能否入党提干评先进的重要标准。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教条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谁穿得好一点,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22]“女同志穿花衣服、穿旗袍、穿高跟鞋、烫头发,都被视为‘四旧’、‘封资修’”[23]。由此闹出许多荒唐事来,有人回忆,“‘文化革命’时,我亲见穿‘瘦腿裤’的人被拦截,并被当场剪破。我还见过一个身穿肥大的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王府井的一家服装店,指着女人的胸罩厉声斥问‘工农兵需要这个吗?’乃勒令即刻停卖。”[24]

人们连穿什么衣服的自由都没有,可见当时某种政治高压之严重、普遍和可怕。在许多人看来,这主要是极“左”思潮造成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严重干预还带有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它以等级分配为核心,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这种生活方式与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直接后果,是使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的社会倾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某种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比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治革新或政权更替,都要“易服制”,即使每一次农民起义也都要在服饰上有所标记,到太平天国时期,在社会上还推行了“蓄发易服”的服饰改革。这表明中国有一个服饰随着政权而变的传统,“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象我们的服装这样成为政治符号[25]那么,由此来看,北京市居民在50年代流行穿“列宁服”、“干部服”,乃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新政权的认同和追随。“解放初,人民群众出于对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而在穿着上模仿,使干部服(中山装)统一了全国,这自然是合情合理的”[26]然而,“文革”时期出现的千篇一律的服装色彩和款式,却是在某种政治高压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它是中国政治伦理干预社会生活传统在极权膨胀时期的再现和强化;它充分表明了普通百姓在某种政治强威下,没有任何独立的生活空间和没有最基本的个人自由。反“旧”反“封”,但是思维理路或行为方式仍不脱“旧” 或“封”,真可谓历史的悖论。

1949年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社会成功地营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朴素成为普遍崇尚的形象价值。强大的社会舆论制造了这样一种政治逻辑:爱美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而朴素乃无产阶级的本色。所以,人们竟相比赛朴素,以朴素为荣耀。然而,这种朴素不是人们自生的,而是社会外烁的,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若不然,则可能会引“祸”上身,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贴上某种阶级的标签,所以不得不以“朴素”来装饰自己,也就是说,此乃为一种人性扭曲的朴素。

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之外,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衣着消费也有一种客观的限制,就是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纯粹的“计划经济”,不但造成了产品的单调划一,而且造成了产品的短缺。整个社会生产为少数人来“计划”,自然就失去了活力,而生产不足,消费也就无源,当时曾有一口号,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发展不起来,供给自然无从保障。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追求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27]则造成了轻工业的不发达,衣着材料或服装生产根本就没有被列入“大计划”。不过,更主要的,还是一种主观上的极度限制消费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片面地、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不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消费,而是一味地限制消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勒紧裤腰带搞建设”[28],因而长期实行“先生产后生活”、“广就业低工资”的政策,主张“把消费的增长速度压低到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程度”。[29]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政府严格限量供应,人为地造成了“短缺经济”,也就是说穿衣之破之旧之划一,乃意中事耳。

 

二、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的衣着消费(1978-199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在衣着消费方面,从上到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对美的追求,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完全有权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得到美的享受”。[30]中央领导亲自出来为穿衣正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郝建秀、薄一波、黄华等到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各个柜台。他们对服装款式的多样化很感兴趣。郝建秀对轻工业部负责同志说:服装业和思想应该解放些。要提倡男同志穿西装、两用衫;女同志穿旗袍、西装、裙子”。[31]稍后,薄一波还把人们的衣着状况提高到文明水平标志的高度来认识,“衣着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美化生活要从美化服装做起”。[32]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起了久违的西服”。[33]从国务院号召“改改补补”,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倡“美化服装”,带头穿“西服”,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但是不同中似仍有相同,就是百姓的穿衣打扮,仍与政治决策者的“思想”息息相关,其中“穿西装”,显然是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宣示与象征,“西服在中国大地涌现之时,就深含着某种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34];其实,这是政治伦理影响服饰的另一种表现,即开明的政治带来的开放的着装。

总之,“‘谈美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开始不断地追求仪表的美”[35];“人民群众已经踢开了‘左’的羁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衣着”[36];“进入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自己的仪表和风度,尤其是青年人,更渴望展示自己青春的美丽和蓬勃的朝气。尽管依然有不少人对涂脂抹粉看不惯,但的确很少有人再公开斥之为‘资产阶级情调’了”[37]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正常和人们对穿衣观念的变化,北京市居民原来受压抑的衣着消费需求急剧释放出来,从而一度造成了在北京“做衣难”、“买衣难”的现象。“北京‘做衣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以“王府井红叶服装加工部”为例,“5月中旬收活要到10月才能交活。有些顾客凌晨两、三点钟就前来排队拿号。”[38]。对这种“做衣难”的状况,来北京的外地人感触更深,“我从广东佛山来中央党校学习,带来两块料子,想在北京做两套合身衣服。10月2日先到燕山服装店,不行,一是号已拿完,二是不做自带料子。接着到首都美侬时装店,见一纸公告写着定制男服一律在1985年5月份取活──要等八个月!八个月就八个月吧,结果还是不行,……我从王府井,到东单,到崇文门,再到前门、天桥、永定门,整整跑了一天,最后扫兴而归。”[39]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并未能从根本上缓解。”[40]

人们的衣着消费观念变了,相应的服务和生产却未能跟上。不过,消费需求的刺激,必然引起相关生产的变化,只是由于生产涉及到技术、材料等诸多因素,变化较慢而已。大凡社会变革,多是观念先行,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生产的发展,这种做衣难、购衣难的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善。综合各种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大致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进入新时期以后,蓝、灰、绿“干部装”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人们纷纷摒弃三十年一贯制的式样颜色单调的服装,开始穿着各种风格的、不断变化的服

[41]首先从衣着结构上来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一衣多季讲究经济耐穿的‘单一型’,转向了追求新颖、高档、美观的‘多样型’”[42]“由简单型、单层次、一衣多季,向复杂型、多层次、一季多衣的方向发展”[43]。其次就服装的式样和型号来说,也由‘单一化’转向‘多样化’”[44]“由‘封闭式’、色彩单一、男女不分的情况向‘开放式’、丰富多彩的时装发展”[45]特别是在夏季,北京市居民的穿衣更是 “趋向多样化、自由化”[46];“那些飘逸高雅的裙裤、连衣裙、套裙、百褶裙、四片裙、斜裙、鱼尾裙、塔裙、超短裙,褛空绣花衬衣,时装T恤……千姿百态,使人目不暇接”[47]。衣着的“多样化”或“千姿百态”,一则说明社会产品的日渐丰富,二则表明“自由”已落入穿的领域。

第二,由“做衣穿”向“购衣穿”转变。根据统计资料,北京市居民购买布料的支出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32.04%下降到1991年的13.35%),而购买服装的支出比重则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8.84%上升到1991年的50.90%),大致说来,1985年以前北京市居民的衣着消费仍以购买布料做衣为主,而此后逐渐转向以购买成衣为主。[48]对这种趋向,报刊上有不少记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做衣穿变为买衣穿[49]“随着城乡居民穿着习惯的变化,多数人都认为做衣不如买衣好”;[50]“北京市场服装型号多、样式新、变化快,价格也较便宜,消费者从做衣转向购置成衣[51]。这种转变的原因大概在于人们“省钱”的观念逐渐为“省时”的观念所代替,“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少人愿意花时间去自己做衣服了,买成衣穿的人越来越多”[52];“不少居民感到买布做衣既费时,又不便,逐步转向到市场选购服装”[53]从市场上服装销量的猛增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北京各大商店“服装销量十倍、几十倍的增长”[54]。购买成衣的人越来越多,充分说明社会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第三,追逐流行,新潮迭起。1978年以前,北京市居民的穿衣长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所谓流行不流行,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眼界放宽,思想解放,体现在衣着消费方面。由单调的色彩和款式一下到五彩斑斓,追逐流行色。……流行也是一种文化,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55]进入80年代以后,北京街头年年有服装新潮涌动,“80年代初,街上流行红裙子。那是挣脱出冷色,对美的强烈追求”[56]1981年流行高帽子,1982年流行浪漫‘幸子衫’,1983年流行黑长袜”[57]80年代中期涌起“西装热”[58],“西装风行北京城”[59]西装的流行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普遍吸纳。80年代中期以后,衣着消费的热点和流行更是此起彼伏,“皮革服装热”[60],“‘羽绒服热’、‘风衣热’,一个接着一个”[61]“‘超短裙热’、‘T恤热’,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62]“流行夹克衫”[63]“流行连衣裙”[64]、“流行羊毛衫”[65]“80年代末,流行文化衫” [66]如今的服装市场就像在赶‘潮’,人们的服饰消费观念也是‘赶着趟儿’变,对服装总是充满新的追求”[67]消费热点的不断变化充分反映了经济发展之速,社会面貌变化之快。

第四,穿衣逐渐向中高档发展,棉布受到冷落,化纤布受到青睐。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衣着消费不断向中高档发展,“人们对服装的要求趋向于中、高档,部分高级服装加工应接不暇[68]。所谓“中高档”是指化纤、呢绒、绸缎等布料及其服装。由统计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用于购买深加工的化纤、呢绒、绸缎等布料及其服装的支出越来越多,其中化纤布和化纤服装的支出增势最猛,而用来购买粗加工的棉布和布制服装的支出则变化不大。[69]对此,报刊上的报道也有所反映,“广大消费者穿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穿呢绒、化纤布服装的增多”[70];而棉布和布制服装的购买量越来越少,“纯棉布及其制品的销量,是从1983年1月国家对纺织品调价后大幅度下降的”[71]。一些社会调查同样表明了北京市居民的这种衣着消费时尚,“北京人在穿着方面向呢绒、绸缎等高档商品发展。如棉布销量比上年仅增销百分之六点四,而呢绒增销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绸缎增销百分之十二,化纤布增销最多,达百分之四十八点六”[72]表明北京市居民“穿的消费由以棉纺织品为主向着以化纤织品为主的方向发展”[73]由此使加工服装的厂家大都集中于化纤制品,而生产的棉织品很少,以致于有人想买棉制的衣服都很难买到,“我们老年人喜欢穿纯棉织品的衣服和袜子,尤其是内衣内裤。因为纯棉织品透气性好、柔软、穿着舒适。但是在北京想买买不到”[74]。穿衣讲究“高档”,充分体现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重“化纤”轻“棉织”,则集中体现了由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转变时人们的喜好。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及经济内部结构变更和调整的反映。此前相当时期,“谁只要一讲人民的消费问题重要,就会被扣上‘福利主义’的帽子”[75]在过去一个长时期里,中国走了一段高积累、低消费的路子[76]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的中央领导赵紫阳指出,“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77]基于此,政府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调整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降低了积累基金的比例,提高了消费基金的比例,为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78],比如,“从1979到1981的三年间,国家用于增加城乡人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已达1,400多亿元,占这三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1%,比例之大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79]。二是调整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开始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并实行扶植轻工业发展的“六个优先”,“就是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技术改造、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交通运输方面对轻工业实行优先”。[80]其中还把“不断发展轻纺工业”放到突出地位,[81]“‘六五’期间,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5%,快于同一时期重工业增长9.7%的速度”。[82]轻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衣着用布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因此,“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布票”[83]。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改观正是建立在布料丰足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国家调整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个人的收入增加,人民群众才有能力和条件讲究穿着,从而使衣着消费日趋多样化;由于政府把轻纺工业放到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地位,市场上的服饰产品丰富多彩,人民群众才有可能“穿得美”、“穿得漂亮”,从而使服装流行时易,新潮迭起。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积累,轻消费,曾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而中国是在经历了一段曲折路程之后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国家,并率先进行了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人民基本生活的这种关注,才使中国的改革赢得人民的支持并一步一步取得成功;也正是对人民基本生活的这种重视,才使中国不但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发生“巨变”,而且还越来越引人注目。社会发展中最能动的因素是“人”,只有充分满足了作为“人”的种种需要以后,社会才能够获得真正强大的动力。同时,对于一个执政党,人民只有切实感到在他的领导下生活得越来越好,才会坚定地给与支持和拥护。因此,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使广大人民的生命存在“不断”得到优化,是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要诀。

 

三、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的衣着消费(1992-1999)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统计资料,北京市居民的各类衣着消费支出从1992 年到1996年都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而在1996年以后都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这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一致的,在前一时期市场经济的实行使人们的消费生活十分活跃,而在1996年以后,由于经济转型向纵深发展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经济相对低迷、内需不足的现象。就内容来看,这一时期衣着支出的顺序是服装、鞋袜帽及其他、衣着材料。衣着材料支出比重进一步降低,而服装支出比重却一直上升,并已占衣着支出的绝对优势。[84]不少新闻报道也注意及此,“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衣着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成衣消费上升,面料消费下降”;[85]“市场调查资料显示,成衣化已是服装发展趋势”[86],到1998年,“成衣率已达到70%以上”[87]。“成衣商品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在温饱型消费阶段,成衣商品率在20─30%,小康型消费阶段在56─60%[88]据此,可断定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进入了小康型阶段。从具体的成衣消费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性化成为时尚。衣着能体现人的思想意趣、精神追求、艺术品味甚至道德修养;服饰又是一张特殊的名片和无声的语言对白,体现着人的文化属性和审美导向。也就是说,“服装,讲究的是个性。”[89]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选购衣物,已不再为这个流行款、那个流行色所左右,而是“突出个性,自己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愿意怎么穿就怎么穿”[90]“穿衣讲究个性化,着装躲避随大流,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时尚”[91]在北京的大街上,不见了追逐流行的穿衣群体,而到处是“我行我素的着装”[92];“什么色彩、式样都不再一统天下般地流行了”[93]。特别是对于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而言,“服装的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浓”[94],不少人甚至“在穿着上标新立异”[95]比如,“女着男装成为年轻女孩的时尚。男式T恤配牛仔裤,显得随意、干练;针织马甲配碎花长裙,显得飘逸而浪漫;真皮马甲配牛仔裤,显得粗犷洒脱;露脐马甲配短裤,显得俏皮而活泼……男装正成为都市女性不可缺少的装饰,成为显示城市人个性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96]对中老年而言,“随着开放和观念更新,也正逐渐从过去‘是否穿得出去’的疑问演变为‘我喜欢就穿’”[97]。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个体性是美的最根本的特征”,显然,北京城市居民的着衣已具备了这一特征。此外,相对于苛意求同,相对于追逐流行,个性化无疑体现了人们生活自由度的扩大和自主性的增强。

 

第二,讲究牌、追求高档。北京市居民的服饰消费已走过了从单色调向新款式、多色彩方向发展的历程,逐渐演变到这一时期“追档次、逐名牌、讲独特、求品位的缤纷多姿的格局”[98]“进入九十年代,穿衣讲高档似成了一种新时尚”[99]。只要花色、款式、做工完美,不少人已不把价格放在购衣的第一位,一千多元的T恤衫,上万元的进口西装,一样有人脸不红心不跳地买下来”[100]。另外,一些“‘绿化服装’、‘远红外线织物保健服装’等高科技服装”[101]越来越为人们所看重。不仅女人爱高档,男人也爱高档,“男士对服装的要求比女人更苛刻。要么款型端庄、做工讲究,要么休闲轻便”[102]追求高档次服装的一个重要体现是 “更多地挑选牌子、注重质量”[103]越是品牌往往越受到青睐,“从东单至灯市口的千米银街上,鳄鱼、苹果等10余家世界名牌专卖店的服装,尽管价格不菲,却顾客不断”。[104]在国际品牌竞争的压力下,中国服装界也逐渐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并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拿国内品牌来说,如今,有经验的买衣人都知道,罗曼、薄涛的羊绒大衣,爱德康、叶青的职业套装,白领的重磅真丝,雪莲的羊绒衫都是‘好东西’”[105]。求高档逐品牌,充分体现了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1993年以后,一般职工的工资急剧提高,自然为讲究穿衣提供了条件,同时这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的转变。

 

第三,注重上下配套,内外协调。“买服装要鞋帽配套,内外协调。下面这组调查数据明显看出这种配套系列的趋势:购买服装时注意鞋的配套的占58.25%,注意内衣的占25.72%,注意腰带的35.71%,胸花19.41%,帽子7.46%。甚至考虑到袜子的占8.57%。从总体上说,顾客希望服饰配套系列化销售的占33.74%,认为可以接受这种形式的56.65%”[106]。内外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讲究内衣,讲究内衣逐渐成为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一种时尚,“对文胸、内裤从面料到款式都要求配套和系列化,吊裙也需要配套上衣,并追求与时装的‘内外一致’”[107]“高档纯棉、纯丝的内衣,虽质优,其价也高,但问津者颇多,人们已开始从外到里地讲究穿着的舒适、美观了”[108];“现代化的都市,总是涌动着一股又一股的时尚潮流。近几年风头最健者,当属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内衣潮。十几年前,几块钱一条的内裤、胸罩,如今能标出成百上千元的天价,顾客依然趋之若鹜”[109]。对内衣的讲究,表明人们已开始注重内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体现了消费需求的扩展和延伸。

第四,棉布等天然材料制成的服装重新受到青睐。根据统计资料,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平均每百人购买棉布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化纤布,甚至不少年份要大于化纤布和棉纤混纺布的总和,[110]这说明棉布(经过深加工或细加工的棉布)又重新受到人们的喜爱。“十余年前,因结实、耐穿、挺括而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涤确良、涤卡等化纤面料,如今已被冷落、淘汰。丝、棉、毛、麻等天然纤维的织物则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用途各异的纯棉布不仅为服装业提供了丰富的面料,也使消费者在衣着方面崇尚自然、表现自我的追求逐渐得以实现”[111]在成衣消费方面,纯棉服装也大受欢迎,“现代人在追求美观的同时,更加注重舒适和健康。纯棉、纯麻、真丝等面料制成的服装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即使价格偏高,也仍然备受瞩目”[112];“北京有50%以上的消费者喜爱纯棉服装,其中年轻人占多数”[113];“买纯棉衣服已成趋势。20年前每人一年10多尺布票,能穿上件的确良就得夸耀一阵子,而花148元买身毛料更属艺术化了的生活。谁曾想,现在人们又返朴归真。调查显示,31.68%的顾客要买纯棉衣服,32.57%要买真丝制品”。[114]人们对棉布等天然纤维服饰的垂青,貌似是回归,其实是在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之后,产生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西方来的“后现代文化”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

第五,时代新潮与回归风潮并存。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衣着消费一方面追求新、奇、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浓厚的回归倾向。比如,“以表达女性柔美曲线的旗袍为代表的大量民族服饰逐渐复苏和崛起”[115]“旗袍花袄成时髦。入冬以来,线儿匀、针脚密的花面料小棉袄开始走俏京城。……京城女性服装潮流在时间的长河里以自我为圆心、以美好的愿望及苦苦的追寻为半径画了一个圆,终于回到了起始点,中式服装又开始走俏”。[116]回归实际上不止是过去的翻版,而是增添了许多新鲜的现代色彩,多了一种时尚的味道;是“时尚与怀旧平分秋色”[117]事实上,人们所喜欢的都是集现代与传统、前卫和古典于一身的服装,比如,“用现代的面料和手段缝制出中式传统服装:用牛仔布料生产出的带盘扣的中式坎肩,用现代感极强的竖条粗布生产出的立领中式衫褂。更具特色的是,用五光十色的丝绳、麻绳编织的头饰和各种各样的装饰结。品种繁多,有盘长结、十字结、梅花结、祥云结、法轮结、如意结等几十种,含有丰富的文化底蕴”[118]旗袍等传统服饰以新的面料和样式再次受到人们的喜爱,反映了日益与国际接轨的中国人对传统的眷恋和对中国特色的追求,另一方面,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也很容易重新回归传统,因此,回归风潮,恰恰体现的是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第六,档次拉开,层次化日益明显。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档次明显拉开,有的已注重款式新颖、时髦、大方,讲究时装化、突出个性化、追求高档化;有的则还处于低层次水平,看重价廉物美,不仅购衣支出少,而且档次低。比如,1992年北京市居民家庭人均衣着支出309.12元,高收入户人均支出425.16元,是低收入户的2.26倍。成衣消费量高收入户较低收入户高66.73%;中、高档衣料高收入户更明显高于低收入户”。这种层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到1996年,“高收入户人均衣着消费是低收入户的3.3倍,其中服装高收入户人均支出897.28元,是低收入户的3.9倍;衣着材料人均消费124.12元,是低收入户的3.1倍”。[119]从这一时期北京市场上存在的“两种服装购买热潮”,即“削价热、名牌热”[120]也可以看出衣着消费上的层次差别。

事实上,这种差别乃是中国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反映。根据城市住户调查资料,1992年高收入户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510.24元,低收入户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65.64元,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2.24倍; 1998年高低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为14409.12元和4972.46元,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2.9倍。[121]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大概主要两个:(1)股份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不同的分配方式,造成了不同的收入水平。(2)随着工资改革的深入,工资档次拉开,不同的行业收入差距扩大。

总体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在居民消费生活中的角色由前台退到了后台,而只作用于宏观调控领域,因此,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已不再受政府的直接约束,而逐渐向完全自主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消费者的行为由被动转向主动,消费类型由抑制性消费向个性化消费转变,居民消费的自主选择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122]。同时,这一时期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其结果是商品越来越丰富。于是,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了买方市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消费者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选购的基本条件”[123],比如,人们想穿什么,就会有市场卖什么。就观念层面来看,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使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再也不能钳制所有人的消费生活都按一种模式来进行,“经济、政治的改革,造成社会结构多方面的变化,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发生转变”[124]消费者的分化日益显著,人们的消费观念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如此种种,都成为衣着消费个性化、讲究名牌、追求高档、内外兼重的原因。

服装不仅是人们审美观念、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的体现,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志,同时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只有人们不再为生活忧虑,才能把部分情绪转向自身的修饰和美化上。“服装是无声的语言,如何着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传递出一个人的修养、性格、气质、爱好和追求。当成千上万的个体对美的理解汇集在一起,着装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生活水平的尺度之一”。[125]由此来看,这一时期北京城市居民在衣着消费上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迁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加工布料为主的单调时期(1949-1977),正是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的变革时期(1978-1991),正是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时期;个性化、成衣化和高档化的成熟时期(1992-1999),正是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这说明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变迁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是一致的。

服装的演变既不是着衣者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设计师突发的凭空奇想,而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客观实在的反映。“服装是文化、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统一表现”[126];“服装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127]。衣着是政治,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换,反映了中国政治从更始到极权、到宽松、再到开明的历程;衣着是经济,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从恢复到停滞、到调整、再到快速发展的轨迹;衣着是文化,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更,展现了二十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文化从隔绝到交流、再到融合的景观;衣着是科技,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易,展示了中国科技从落后到片面发展、到全面进步、再到与国际竞争的风貌;衣着是生活水平的标志,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迁,形象地记录了中国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过程。总之,衣着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载体,服装是社会变化最明显的标志。1949-1999年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变迁大致反映了中国在这50年的社会变迁。

Viewing Social Vicissitude from Dress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Beijing Urban Resident

Zhang Taiyuan

ABSTRACT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dress is the special carrier 0f societal vicissitude, the three stages of dress consumption that Beijing urban resident came through from 1949 to 1999,is the reflection of society vicissitude of China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The monotonous dress consumption being based on processing cloth between 1949 and 1978,reflects the fact that political ethic meddles with societal livelihood;The dress consumption  changing from simplex type to multiple type between 1978 and 1991,reflects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al inner structure of China;The full-blown dress consumption 0f individuation,ready-made clothes trend and top grade trend  between 1992 and 1999,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demotic living standard on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able economy。

KEY WORDS  cotton cloth   dress   dress consumption  Beijing resident  social flux

 

   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 转引自穿在身上的时光》,《 凤凰生活 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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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秋和等:《1949-1999 我们怎样挣花钱》,《经济日报》1999年9月21日,第2版。

[10] 张冬萍:《走进寻常百姓人家  喜看衣食住行变化——穿在北京》,《北京日报》1998年7月20日,第2版。

[11] 王秋和等:《1949-1999 我们怎样挣花钱》,《经济日报》1999年9月2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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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蒋巍:《时装是什么东西? 》,《北京日报》1998年9月17日,第7版

[22] 张冬萍:《走进寻常百姓人家  喜看衣食住行变化——穿在北京》,《北京日报》1998年7月20日,第2版。

[23] 陈富美:《感慨万千的北京服装变迁》,《抚今追昔话北京》,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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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价史料(1949-1988)》,北京市统计局1989年编,第60-61页;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1990、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1991、1992年版,第642、591、513页。

[49] 施宝华:《解决“穿衣难”的出路在哪里?》,《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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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齐小乎:《服装流行色》,《人民日报》1993年4月6日,第8版。

[56] 徐军、张军、王晓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北京日报》1998年12月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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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崔书文:《西装热销带来的连锁反应》,《经济日报》1984年11月3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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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陈军:《新潮羊毛衫流行曲》,《经济日报》1991年3月24日,第3版。

[66] 徐军、张军、王晓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北京日报》1998年12月2日,第1版。

[67] 刘向东:《服装市场,“热点”在消失》,《经济日报》1991年11月26日,第2版。

[68] 宫商:《北京服装加工市场的变化》,《经济日报》1985年9月22日,第3版。

[69] 参见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价史料(1949-1988)》,北京市统计局1989年编,第60-63页;参见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价史料(1949-1988)》,第60-61页;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1990、 1991)》,第642-644、591-592、513-514页。

[70] 施宝华:《解决“穿衣难”的出路在哪里?》,《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9日,第5版。

[71] 赵强:《群众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有变化  纯棉布销量大幅度回升》,《北京晚报》1985年4月28日,第1版。

[72] 童才:《吃穿用品销量全面增长 北京人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北京日报》1984年1月15日第1版。

[73] 郭仲义:《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谈谈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北京日报》1982年1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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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林丕:《要把人民消费问题摆在应有地位》,《北京日报》1979年5月21日,第2版。

[76] 魏礼群:《重点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经济日报》1983年9月15日,第4版。

[77] 新华社:《城乡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人民日报》1981年11月20日,第1版。

[78] 社论:《改善生活要量力而行》,《经济日报》1983年4月16日,第1版。

[79] 新华社:《调整经济比例关系  改变积累过多状况》,《人民日报》1982年3月22日,第1版。

[80] 王永祯:《继续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 》,《经济日报》1983年9月1日,第4版。

[81] 杨春旭:《当前纺织品经营发展中的问题》,《经济日报》1983年4月21日,第4版。

[82] 章钟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建设 我国“六五”计划执行情况良好》,《经济日报》1985年9月9日,第1版。

[83] 姜波:《从市场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一):票证的变迁》,《经济日报》1987年10月15日,第1版。

[84] 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价史料(1990-1999)》,北京市统计局2000年,第23页。

[85] 张锦胜、吴军:《改革开放使亿万人民得到实惠  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日报》1993年9月30日,第1版。

[86] 倪跃峰:《北京纺织品服饰市场新趋势》,《经济日报》1993年10月13日,第6版。

[87] 《9.2%的钱:置装》,《北京晚报》1999年2月25日,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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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侯华哲:《都市流行怀旧消费》,《北京日报》1998年2月14日,第5版。

[90] 赖仁琼:《中华衣冠重辉煌——从衣食住行看人民生活变化(一)》,《人民日报》1994年9月18日,第1版。

[91] 方长、文阎彤:《特性在“世都”》,《北京日报》1998年6月6日,第5版。

[92] 梁颖捷:《北京人服饰消费走向成熟》,《北京日报》1996年1月28日,第3版。

[93] 倪跃峰:《北京纺织品服饰市场新趋势》,《经济日报》1993年10月13日,第6版。

[94] 李铁铮:《悠闲服创新时尚》,《人民日报》1995年7月19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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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陈耘:《女扮男装:都市亮丽风景》,《北京日报》1998年3月7日,第5版。

[97] 倪跃峰:《北京纺织品服饰市场新趋势》,《经济日报》1993年10月13日,第6版。

[98] 熊德光:《回首服饰五十年》,《北京日报》1999  年11月7日,第10版。

[99] 徐军、张军、王晓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北京日报》1998年12月2日,第1版。

[100] 苏琳:《走出消费误区 “崇洋消费”:何以被进口品牌一叶障目》,《经济日报》1997年1月5日,第2版。

[101] 熊德光:《回首服饰五十年》,《北京日报》1999  年11月3日,第10版。

[102] 梁颖捷:《男装消费“溜肩膀”》,《北京晚报》1998年8月15日,第3版。

[103] 孙雪:《大众消费也需精品──第四届北京百货大楼服装节的启示》,《经济日报》1994年9月18日,第10版。

[104] 徐军、张军、王晓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北京日报》1998年12月2日,第1版。

[105] 周权:《北京服装消费渐入品牌时代》,《北京日报1998年4月25日,第5版。

[106] 毛戈南:《北京百货大楼服装节传来信息    国内服装消费呈现三大趋向》,《经济日报》1994年10月8日,第10版。

[107] 刘珈:《时装化 高档化 系列化 女内衣展示女装的另一个世界》,《经济日报》1993年7月20日,第6版。

[108] 孙雪:《大众消费也需精品──第四届北京百货大楼服装节的启示》,《经济日报》1994年9月18日,第10版。

[109] 程胜:《时尚内衣羞羞答答火起来》,《北京晚报》1998年7月12日,第4版。

[110] 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价史料(1990-1999)》,第26页。

[111] 赖仁琼:《中华衣冠重辉煌——从衣食住行看人民生活变化(一)》,《人民日报》1994年9月18日,第1版。

[112] 《绿色消费正当红》,《北京晚报》1999年8月19日,第18版。

[113] 《9.2%的钱:置装》,《北京晚报》1999年2月25日,第18版。

[114] 毛戈南:《北京百货大楼服装节传来信息   国内服装消费呈现三大趋向》,《经济日报》1994年10月8日,第10版。

[115] 熊德光:《回首服饰五十年》,《北京日报》》,《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1999年11月7日,第10版。

[116] 侯华哲等:《都市流行怀旧消费》,《北京日报》1998年2月14日,第5版。

[117] 热冰:《时尚·怀旧 平分秋色》,《北京晚报》1999年8月19日,第18版。

[118] 谭雪梅:《心有千千结──都市“个性消费”一瞥》,《经济日报》1994年1月19日,第6版。

[119] 《北京市城市调查统计分析选编(1990-1999)》北京市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年,第29、71页。

[120] 王辉:《服装背后的社会文化潮》,《经济日报》1990年10月21日,第2版。

[121]《北京市城市调查统计分析选编(19901999)》,第2859104页。

[122]王秋和等:《19491999 我们怎样挣花钱》,《经济日报》1999921日,第2版。

[123]王裕国:《居民消费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财经科学》1996年第1期,第1721页。

[124]罗华等:《春潮动人寰》,《人民日报》199312日,第5版。

[125] 徐立京:《衣食住行话公德、着装:文明的无声语言、素质的有形标志》,《经济日报》1996年6月9日,第1版。

[126] 李铁铮:《中国服装的追求》,《经济日报》1993年5月19日,第6版。

[127] 李铁铮:《服装在诉说什么?》,《经济日报》1994年3月3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