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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历史不容否定

来源:      作者:刘晶芳      发布时间:2015-06-30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既艰苦卓绝,又胜利辉煌的一页。它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革命的缩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代表。同时长征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比珍视长征。世界许多政要和学者也都赞美长征,认为长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但是近年来也有人在否定长征,要对长征“打假”。最为典型的是2005年6月在英国出版的张戎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对红军长征的完全否定的说法。书中认为红军长征能胜利,并不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红军打出来的,而是蒋介石有意要放中共领导人和红军主力部队逃走,[1]目的是以此从斯大林手中换回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为此他在长征中有意让红军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使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意图和行动了如指掌,往没有敌军或者很少敌军的地方进发。红军突破了所谓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湘江,是从11月27日开始,经过了整四天,第五天蒋介石才下令封锁湘江,派飞机来轰炸[2]。飞夺泸定桥“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那里时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3]“什么铁索桥,根本没有战事,红军轻松地就过了河”。[4]上述种种,都是我们在长征研究中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对这些否定的言论进行分析,通过认真的研究对长征中的若干问题作出客观准确的表述,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真实性

  长征二万五千里,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总结长征时对长征里程的表述。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说法,最早是毛泽东1935年11月5日在陕北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他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5]之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郑重明确向国内外宣布。此后,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党史著作中均采用了这种说法。但是2003年底,两位英国青年——马普安和李爱德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2/3,大约 3700英里(约6000公里)。”李爱德还对媒体记者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你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第二、第六、第四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6]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对长征的里程提出置疑,认为长征没有两万五千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宣传长征的地位和作用是而虚构的。  

  面对国内外对长征里程的置疑,到目前为止,党史界已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两篇。王建强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容质疑》[7]一文,在对肖锋当时所在的红三团和红一军团直属队行军情况和陈伯钧、童小鹏、肖锋的长征日记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作了细致的考证,认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容质疑的。作者指出,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如:走的什么样的路、打运动战、打粮、筹款、扩红、做群众工作、缺少地图走错路等。李海文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里》[8]一文中,把中共中央1937年2月编好、1942年版的《二万五千里》一书的附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此表是非战斗部队红一军团直属队根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统计的,是当时红军中行程最短的,有18088里)同两个英国青年的书中标明每天走过路线及里程的手绘地图对照,指出二者只有4个地名是一致的,出入相当大。具体考察就可以发现,红军走的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两个英国人走的是大路、直路;红军是在战斗中行军,而两个英国人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走路。仅只四渡赤水,红军走了3945里,而两位英国人只走了1866里;经过68年的变迁,雪山、草地等恶劣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可同日而语。作者认为时过境迁,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按照当年红军的脚印走。文章对毛泽东说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作了考证,认为毛泽东当年虽然是按照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行军70里算应为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这种算法没有扣除途中停留的时间,是因为毛泽东知道中央纵队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而作战部队则要打仗,不断的奔袭、迂回,靠运动战调动敌人,走的路常几倍于机关和后勤部队。文章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了两个英国人走的长征路是不完全的,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中国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两篇文章中作者的考证是细致的,所用史料是翔实的,分析论证也是客观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有代表性的说法,并不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虚构,在长征的宣传中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在肯定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是历史的真实,不容否定的同时,在学术研究中对长征的总里程和各支红军长征的里程可以作具体的表述。但都只能是一个概数。如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两万五千里就是概数。其中非战斗部队没有走这么多。目前能查到的两上数字,一个是时任干部团步兵营营长的韦国清和李黎林1936年8月9日做的统计,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共计 16030里。另一个是1942年版的《二万五千里》一书的附录红一军团直属队根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统计的《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记载的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吴起镇的里程,总计有18088里。从份统计里可以看到这部分部队很少打仗,自然较少走迂回曲折的路。而战斗部队为调动敌人,不得不经常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这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运动战,要运动敌人,首先自己必须要运动。由于跑路多,而且常常是走弓背路,以至像林彪这样久经战阵的,能较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人都吃不消。对这部分红军来说,两万五千里恐怕是只少不多。其它各支红军的长征里程有多有少,但也只能是概数。

  二、关于湘江之战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斗。

  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况,红军方面最原始的描述是收入1942 年在延安排版印刷的《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一书中和几篇文章,即:李雪山(时任红军军团第13师宣传科长)作的《紧急渡湘水》;莫文骅(时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长)的《在重围中》;谭政(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由于三位作者分别来自担任后卫、侧卫和前锋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湘江之战的情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对湘江之战曾作了如下描述:

  11 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两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我军;第四、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11月27日,我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各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州向脚山铺地区的我第二师发起进攻,桂敌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两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我军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我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住优势敌人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壮烈牺牲;其他各部也遭受重大伤亡。”[9]

  从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战史描述的情况看,湘江之战不仅确实进行过,而且十分惨烈,红军损失巨大。考虑到这些只是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说法,笔者为了了解湘江之战的祥细情况,查阅了台湾方面官修的王多年将军总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和大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收录的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从中看到湘江之战绝非张戎所说,是经过了整四天,第五天蒋介石才下令封锁湘江,派飞机来轰炸,而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动员了五路大军,几十万人参加的激战多日的一场决心要将红军置于死地的大战。 

  由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保密工作做得较好,最初蒋介石并不确切了解红军的动向。在10 月25日红军越过第一道封锁线后,南昌行营才下达了南路军、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部配合,将红军歼灭於湘、粤、赣边境地区的命令。当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正在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在确定红军主力要渡湘江西去与贺龙、萧克部会合后,于11月13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由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制定了系统的追剿计划。其基本方针是“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以各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10]为了达到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桂边境的目的,蒋介石决定利用湘江天堑,令何键组织15个师实施湘江会战。何键忠实地执行了追剿计划,令追剿军兵分五路向湘江开进,并在湘江两岸与红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据王多年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记载:“二十六日,匪以一部在咸水与大石背附近与国军第六十二师、第十六师及第十五军激战,掩护其主力在界首架设浮桥渡过 水。历时五日,匪军全部渡河完毕”。[11]当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了解蒋介石策划追堵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他在《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一文中回忆: “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的。”当红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耒阳、衡阳之线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 ‘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并作了兵分五路的湘江追堵计划。“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怕他的部属不认真贯彻执行,叫我引用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电令中。他希望部下能够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好好打一个歼灭战。”此外蒋介石还电令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总之蒋介石是挖空心思策划湘桂军联合作战堵击红军,唯恐不达目的。”“湘桂边的追堵战役进行的时间将近两周(由1934年11月21日到12月2日),真正苦战的时间约为一周,使用兵力二三十个师。这个时期,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则函电交驰”。据晏道刚回忆,实际与红军作战的主要是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堵击红军两天,湘军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桂军白崇禧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阻击红军打了两天。他认为蒋介石虽然十分重视湘江之战,用重兵追剿,虽给红军以重创,但仍未达到歼灭红军的目的,其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内派系矛盾,士气不振。各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迫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12]。 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的李以 ,因其所在部队为参加追堵红军长征的主力,且其指挥官薛岳为整个追堵部队的前敌总指挥,故对中央军追堵红军长征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在《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一文中,较详细地回忆了蒋介石长追红军的战略和追堵战役的情况。他谈到薛岳在长追红军的一年中,曾收到过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十余封。其中1934年11月下旬在衡阳等地收到的三封信是关于对长征红军追剿的决策。从信的内容看,蒋介石非常重视追剿,认为 “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要求各军“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要人人同仇敌忾,树立灭匪雄心”。在整个追截途中,蒋介石曾布置三次大兵团追截堵围红军的计划:一次是在湘桂边,利用湘江地障的追堵计划;二次是在川黔滇 边,两次想利用赤水(乌江北、长江南)地障的追截计划;三次在川甘边,利用雪山草地地障的围歼计划。参加湘粤边、湘赣边追堵的兵力有中央军9个师、湘军7个师加1个旅、桂军5个师、粤军约8个师加1个独立旅,总计30个师,按番号有30万人左右。其中“湘江追堵计划的实施,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13]。薛岳11月16日到衡阳后,即与何键先后分别召集各军长会商追剿计划。薛岳判断红军“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技可能性大。”故“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为此,确定的追堵作战方针的内容是:“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目的是“力求压迫其主力决战于湘江,进入我天炉阵(即利用湘江地障,进行前堵后追左右截击之意)而击破之”[14]。作者认为从战役实施的情况看,国民党军队在湘南的追击,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了十余次小战斗,但给红军特别是辎重与后卫部队赞成的损失却很大。湘江之战的重点是全州觉山的堵击。湘江战斗也全州战斗,在觉山打了两昼夜,湘军刘建绪部向红军冲锋十余次,战斗颇为惨烈,双方伤亡颇大。湘江之战的另一个硬仗是灌阳新圩战役。11月29日左右红军主力由界首附近通过湘江后,桂军于灌阳、新圩附近对红三军团及红八、九军团之一部作侧面疯狂的阻击,战斗达三昼夜,双方均有很大伤亡,红军方面尤甚。从上述台湾出版的国民党官修战史书,和亲历湘江之战的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把红军消灭在湘江边,其战役计划实施的结果也确实给红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从这些史料中完全得不出蒋介石主动放红军西去,有意让红军到四川的结论。

  三、关于泸定桥战斗

  红军渡过湘江占领遵义地区后,蒋介石调整作战部署,要求中央军与地方军配合,防止共军西窜,将红军消灭在黔北。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并下了死命令,说“如再任匪西窜,唯各高级将领是问”[15],不可谓与红军决战的决心不大。只是由于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把国民党军队调懵了,以至阻挡红军北上的天然屏障金沙江也没用上,没能实现计划。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又调整作战计划,命令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堵截,严防共军北窜,同时命令薛岳率追击军主力第二路军迅速渡过金沙江北上,追堵配合,决心“歼灭匪军主力于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16],想让红军重蹈石达开的复辄。但可惜的是红军不是石达开,蒋军也不是当年的清军。用台湾研究者的话说是追兵迟缓,堵截不力,“追击与堵击在时空上未能配合”,失去了“五次可由地方利用河川堵击,配合中央军追击,捕歼匪军的有利战机”[17]。以至于红军能够夺下大渡河上唯一的一座铁索桥――沪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决定性胜利。

  张戎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用较多的笔墨谈长征中的泸定桥战斗,说飞夺泸定桥“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那里时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什么铁索桥,根本没有战事,红军轻松地就过了河”。 张戎的这个“新发现”,被对中共和红军的历史有偏见或无知的人津津乐道。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能够显示红军英勇战斗,一往无前的典型事例。如果像张所说,连这个都是假的,红军长征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

  但是事实却不是张说的那样。首先泸定桥边不是根本没有战事,而是曾发生了战斗。当时守桥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四川“剿共”川康边防军(第二十四军)第一三六师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当年任二十四军参谋长的张伯言、任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的杨学端、任二十四军第五旅参谋长的张怀猷在《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一文中回忆了川军在泸定桥边受重创的经过。泸定桥原并未驻军队。红军在安顺口架桥渡大渡河未成后,决定溯河北上夺取泸定桥。第二十四军军部给第四旅的任务主要是固守沪定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第四旅根据军部指示和当地情况确定以第三十八团(缺一营)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第一线右翼部队,兵力重点摆在沪定铁索桥;十一团(三个营)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第一线左翼部队,位于海子山、冷碛一带,阻止在安顺场过河后沿河岸溯流而上的一部分红军。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接到守桥命令后,于5月28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驻泸定桥。周营于午后7时出发,派兵一个连为先遣队。这个饶连又选精壮组成一个排向泸定桥急进,于傍晚到达泸定桥。立即扼守桥两端并动手拆除桥板,构筑工事。但由于天下雨,又是晚间,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发作,拆桥板进度极为缓慢。营长周桂三率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沿河右岸冒雨北上,途中对岸也有部队打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对方答是退下来的友军(实为红军)。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立即派兵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李昭营到达。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昭营接周营左翼进入阵地。机炮连接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团部位于周营附近。29日天明后,对岸桥头已发现共军因之拆除桥板的工作未能彻底进行。双方开始射击,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团伤亡约50人。晚饭后,枪声渐密,红军已大部到达。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给驻守龙八步的旅长袁国瑞打电话,告之泸定桥很骓守,请示怎么办。当从电话里听到袁国瑞正受红军袭击,自身难保,不可能增援,桥头红军又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时,李全山惊惶失措,认为红军夹江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营断后,自己率两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周命饶连虎班长率一班人作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这时红军已开始夺桥。周桂三仓惶撤出泸定城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歼,饶连在掩护撤退时顽强抵抗,伤亡更大。最终周营只剩下十几人。[18] 上述回忆与红军将领的回忆对照,大体可以看清夺桥战斗的情况。其中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有不真实的东西。如说5 月28日夜在奔袭泸定桥途中沿河右岸打火把行军的川军二十四军第三十八团周营29日二更时到泸定桥,李全山率李昭营天明前到达应当不可能。据当年担负夺取泸定桥任务,在大渡河左岸指挥红军行军的的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两岸部队都打着火把赶路。到半夜时国民党军队熄灭火把宿营了。而红军继续前进,又走了五六个小时,到晨6时才赶到泸定桥边。[19]杨的回忆与国民党将领的上述回忆基本上可以互相印证。从杨的回忆看,他的部队与对岸国民党军隔河打火把行军是在半夜。从那里走到泸定桥至少大约用了五六个小时。国民党军队就是不睡觉,最快也应在清晨到达。而宿营的话,则应当在红军到达泸定桥至少五六个小时后的当天中午才能赶到桥边。李全山率领的李昭营在周营之后到达,当更晚些。他们这样说恐怕是出于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减轻失职的责任的考虑。不管怎么说,由于红军并不是一赶到桥头就立即开始夺桥,而是到下午4时后才开始夺桥战斗的,所以战斗开始时周营应该是已经在桥右岸参加护桥了。加上后续赶到的李团,故夺桥战斗开始时桥右岸的国民党军队应当至少有两个营。只是国民党军战斗力太差,红军刚开始夺桥,团长先率大部队撤了,接着营长如法炮制,在夺桥战斗进行中也率队逃跑了,实际与红军夺桥部队短兵相接的只有一连人。与上述回忆对应的红军方面的回忆,比较详细的是一文的回忆。因此夺桥的战斗情况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从实战情况看,夺桥战斗本身比较顺利,红军伤亡人数很少,但绝不是根本没有战事。另外考察这次战斗,不能只看5 月29日下午夺桥战斗那一个多小时,而应从红军决定夺泸定桥,国民党军队部署守桥开始,即从27日起至少是3天。之所以桥夺得顺利,是因为在双方夹河向泸定桥进军的过程中,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战胜了敌人的阻截和恶劣的环境,克服疲劳在大雨中一昼夜强行军240里抢得渡河先机。因此泸定桥的胜利,完全是红军用战斗夺取的。张戎的蒋介石有意放红军一马,泸定桥根本没有战事,红军轻松地就过了桥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从上述战斗过程看,并不是蒋介石不想消灭红军,而是无力消灭。至于国民党中央军“追击虽未达成捕匪军目的,而川滇黔三省,从此下令统一于中央”[20],倒是真可以算作蒋介石的一大收获。

  综上所述,张戎把红军长征的胜利说成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一马,目的是以此为筹码,换取斯大林释放他的儿子蒋经国,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蒋介石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动用100 万军队“围剿”各个根据地,难道不是要消灭红军?当蒋介石在第五次反“围剿”取得成功,把红军团团围住在中央苏区核心地带时,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把红军消灭,直接把中共中央连锅端了,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抓住?那样就可以用中共领导人这批人质去斯大林那里换他儿子了。何必还兴师动众,劳师万里远征,把红军从赣南撵到陕北,留下了致自己死命的心腹大患? 

  


 

  [1]安替译:张戎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第12章《长征(一)蒋介石放红军走》,龙腾网http://bbs.tazhan.com//viewthread.php

  [2](美)《世界周刊》2005619日。

  [3]金小丁:评张戎/哈立德所著“毛:不为人知的故事”,http:/www.dolc.de/forum/archiver。

  [4](美)《世界日报》2005817日。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页。

  [6]凤凰网:《两个英国人重走长征路称“长征”只有一万多里》,2005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位作者的书《两个人的长征》。

  [7]《军事历史》2004年第2期。

  [8]《百年潮》 2005年第12期。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45页。

  [10]王多年将军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五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一年版,第4页。

  [11]王多年将军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五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一年版,第14页。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9页。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7页。

  [15]同上,第28页。

  [16]王多年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五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一年版,第37页。

  [17]同上,第69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委员会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346页。

  [19]杨成武:《飞夺沪定桥》,《解放军报》1975年11月1日

  [20] 王多年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五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一年版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