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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档案和实证研究

来源:      作者:韩钢      发布时间:2015-06-3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民间档案的利用,一个是实证研究的兴起。

  所谓民间档案,目前并无明确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只要没有进入官方档案系统而散存于官方档案之外的历史文献,大体都可以算作民间档案。民间档案的外延实际上可能相当宽泛,个人的笔记、日记、信函、家谱、照片乃至思想汇报、交代材料、家庭账本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一些本属官方文献或应存于官方档案系统的史料,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被官方收入的,也应包括在内。

  民间档案的利用,其实八十年代已露端倪。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就大量利用了作者保存的当年的会议记录和工作笔记。九十年代以来,当事人和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民间档案,一些产生了广泛反响的著述都利用了民间档案,如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沈宝祥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上下册)、吴冷西的《忆毛主席》和《十年论战》。还有一些图书,如《顾准日记》、《李锐日记》、邵燕祥的《人生败笔》、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上下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贾植芳和任敏的《解冻时节》、李应宗的《新生备忘录》、李辉编的《一纸苍凉》、杨伟名的《一叶知秋》等等,则是直接整理编辑的个人日记、通信、汇报、上书、交代材料、劳改小报等民间文献。

  民间档案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补官方档案之缺失,避官方规定之限制。官方档案当然有丰富的收藏,但是再丰富也不可能搜罗无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工作人员参加,只有李锐奉彭真之命做了记录,这个记录就成了这两次常委会唯一的文献史料,极具史料价值。一九七八年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为起草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亲拟提纲,手稿保存在于光远手里,成为考察这个讲话稿形成过程的重要史料。这两个材料都不收藏于官方档案,典型地说明民间收藏对官方档案的补充作用。除了记载高层活动的文献,民间档案更主要的内容,在于记载社会层面的生活,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职业生涯、命运遭遇。这个方面的文献恐怕不在官方档案收藏的视野,民间收藏却相当丰富具体细腻,可以为研究社会和民众提供大量具体的史料。在目前官方档案制度限制较多的情况下,研究者假如能把目光转向民间档案的利用,将会打开中共历史、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实证研究在中共历史、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兴起,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这几年更成一番气候。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一九六八年“百日大武斗”》。至于实证研究的文章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这些著作和文章,以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见长,颇得学界和社会的注意。

  

  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不同,它强调以事实和经验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构筑知识。在历史学领域,实证研究重视史料考证,强调厘清史实,奉行中性叙述,而不刻意追求历史认知体系的建立,更少随意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价值判断。应该承认,实证分析和理论论证两种方法各有短长。说“短”,实证分析弱于做历史哲学的概括;道“长”,实证分析在还原历史、解读历史方面显具优势。

  尽管实证研究并不新鲜,早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但是在以往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并不多见。长期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模式,即用宏大而抽象的论断、概念来解读历史。在“宏大叙事”的著述中,历史似乎是按照历史编纂者的逻辑亦步亦趋演化的,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其因果关系、是非判断都有现成的结论,研究者的工作不过是对其作诠释罢了。人们很难看到繁复的史实,而常见空洞的结论。许多中共历史的著述(尤其是名目不一却内容雷同的中共历史教科书)口碑不佳,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此。其实,“宏大叙事”的著述,其弊病还不只是阅读的乏味,更在于结论的无据。

  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挖掘史料,考订文献,发现不少陈陈相因的说法站不住脚。一个最显眼的事例,都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读原始文献,听原声录音,前一句话,毛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后一句话,毛在开国大典上没有说过。那么,什么时候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呢?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还是查原始文献,说得上是权威发布的有这么几次;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新政协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九月二十九日,新政协通过《共同纲领》,序言部分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九月三十日,朱德在新政协闭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一天通过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则说:“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说没说过“中国人站起来了”呢?说过。在开国大典之前十天的新政协开幕会上说的,原话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而不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九七七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将毛在新政协的开幕词拟了个标题,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九六年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标题改成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一件大事,两句名言,长期流传的说法都不确实。还是龚育之先生在他的“党史札记”里说了个条分缕析,清清楚楚。

  在中共历史、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民间档案和注重实证研究,我以为其意义不可小视。看起来,似乎只是史料和治史方法的问题,但是也许会带来某种革新性变化。所谓变化,事关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这样说也还是个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看这个假设能不能成立吧。

                载《北京党史》2005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