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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朵新葩

来源:      作者:李庆刚      发布时间:2015-06-30

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朵新葩

——读张太原教授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近日,拜读了张太原教授的新著《〈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月版,以下简称“该论著”),该论著以《独立评论》(1932年—1937年)为样板,紧扣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由社会边缘努力向中心复归的思想动向,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读完以后,以笔者目力所及、学养所逮而言,该论著是国内研究《独立评论》——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的集大成之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园地增添了一朵新葩。该论著架构特色鲜明,探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缜密,创新观点宏富,发散议论新颖,学术规范严谨,值得借鉴学习。

第一,从框架结构来看,该论著脉络鲜明,不枝不蔓,繁简得当。时下笔者所见诸多学术论著越做越大,越抻越长,少则五六章,多则八九章,以“肥”为美,惟 “厚”是尚,枝蔓繁杂,到处开花,让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仅为弄清其框架就颇费思量。更不用说各种形式的该论著仅由“绪论”、正文四章和一“结语”组成。“绪论”申明研究旨趣、现状、思路与方法,符合学术论著之一般规范要求。正文仅为四章,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三大板块,各为一章;前置“《独立评论》概论”一章,构成论著的主体框架。“结语”仅有九个页面。以区区四章来研究解决一个问题、以仅九个页面的内容来“结语”概括整个学术论文的内容,实为一般社科类博士(后)论文所少见。这说明作者研究的主题意识之强,框架作为形式仅是为论述的主题服务的。对此,笔者想,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是否可以对学术论著来一个节约型的要求呢?该论著这种简约的框架结构,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

第二,从探究思路来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笔,以小求大,是该论著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作者在“绪论”中已经指出。这一种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为研究的主题服务的。作者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这几种思潮为“大处”之“虚”,《独立评论》及其中之政见为“小处”之“实”,以“实”来证“虚”,就把抽象的思想还原为实在的历史。这一思路可谓聪明之举。同时,这一思路与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研究问题的思路又是一致的。以其人之道,来研究其人之“身”,也真是历史的巧合。再者,这种探究思路也是对现实不良学风的消解与抵制。在喧嚣浮躁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当前诸多“学人”研究问题总是用从“宏观”到“宏观”,从“理论”到“理论”的绝对正确的方法,这种学风给史学界以不小冲击。“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诤言被人视为呆傻,“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研究态度被认为落伍。该论著并不排斥“宏观”,也不讳言“理论”,但无论宏观还是理论,最后都落脚到实实在在的史料的证明上,不发空言,不下妄语。对于自由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无论是“当和则和”,还是“当战则战”;对于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态度,无论是认为其 “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还是认为“有政府胜于无政府”;对于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态度,无论是“同情与赞许”,还是“绝对反对他们的武力手段”,该论著都有足够的史料来印证。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来重新构建史实,在构建基本事实的过程中,不为陈见所束缚,不为“新法”所左右。“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来重新构建史实,是作者贯彻始终的研究方法。举例来说,作者在对《独立评论》经理人黎昔非身份的考证中,就采用这一方法来重建史实。整个重建论证过程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寓情于理,引人入胜。作者对于以往认为胡适的老乡章希吕是《独立评论》经理人的“陈见”,进行了辨析,在对黎昔非和胡适交往进行“繁密”描述(也是作者贯彻始终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认为黎是《独立评论》经理人。通过“繁密”描述,胡适与黎昔非两人的形象、交往等就似在读者眼前重现,引得人给以“同情之了解”。对于抗战后期黎给胡适的信件未得回音,作者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合情合理”的推测:“爱惜人才”的胡适也有误人前程的时候,这就使读者了解了胡适在作为一个学者之外作为一个平凡人的另一侧面。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求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竟有黎昔非的后人和同学。作者有问题可以直接向他们求证,使得口述史和文献史料相互印证。这一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近年来,口述史上一史学研究的“新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抢救活史料,深化研究是大有好处的。但口述史料不是拿来就随便用的。它需要研究者有足够的学识和慧眼,进行一番辨别,真正的求粗取精,去伪存真。作者在运用口述史“新法”时是格外慎重的。即使作者采访了黎昔非的后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黎虎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时,仅是为了解黎昔非的生平简介,论证问题时还是采用有关史料记载来相互印证。这种负责任的谨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就论文观点来看,该论著所得的主要观点都具创新性。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和灵魂。一本没有观点创新的学术著作,是难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者对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都站在了这一领域学术前沿,相关学术成果业已发表于专业学术刊物。学术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首先它需要研究者对前人的相关学术积累有充分的了解。从有关注释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搜集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前期研究成果,特别是搜集了不为大陆学者所能得到的台湾学者有关研究的成果,这就为作者的推陈出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诸多研究关注这一争论本身,对于争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对于两者在争论之后是否即成为阵垒分明的两派,则研究的不够。该论著运用充分的证据解读了两者逐渐疏离的过程,认为两者有独立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直到192912月胡适在《新月》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时两者才成了两条截然分明的道路。学术创新还需要对研究文献相当熟悉。作者研究《独立评论》,很难设想如果不把这一刊物通读几遍,就能够下笔撰文,“坐冷板凳”的功夫,想必作者已经饱尝。惟有如此,观点创新才不是神话。论著认为《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从“能和则和”到“当战则战”;在“和”的时候要有“战”的准备,在“战”的时候也有“和”的努力;《独立评论》以“主和”开始,以“主战”结束。这一结论,这种复杂的斟酌权衡过程,不经过深入的阅读文献是难以得出来的。而这一过程和结论一经得出,其首创的价值就会不言自明。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观点创新中非常重视行文的流畅耐读,摒弃佶屈聱牙。拿论著对于《独立评论》经理人考证的一段来说,其既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考证文章,也是一篇激发读者探究欲望的美文。史学论著向来以严肃面孔示人者居多,该论著能有如此含“情”的考证文章,实在可喜可贺。

第五,从研究发散出来的议论(包括新材料、新观点)来看,为读者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学术研究成果总要围绕一个中心服务,该论著在围绕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这一中心论述的过程中,总是发散出一些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新材料或新观点。比如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约见蒋廷黻,问他对于当时全国热烈讨论的宪法草案有何意见时,在美国长期受过民主熏陶的蒋廷黻说出了“宪法不能完全依据理论,需要根据经验”的话语。作者指出,难怪现代史上的当政者尽管可以颁布冠冕堂皇的宪法,但在实际行政时,却对宪法视而不见,置宪法于无用的地位;或者根据需要随意修改宪法。这提示了“人治”传统,乃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极大的不自觉的负累,它的影响之大之深,表现在它并不因知识、教育、环境、制度或主义的改变而改变。国民党精英对宪法的认识如此,共产党对于宪法问题的认识也是走了一段弯路的。(论著第203204页)1958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法制问题,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在插话中也讲:“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参见郭道晖:《从人治走向法治——50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7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为忽视宪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此观之,作者的这一论断不仅站得住脚,而且是极为深刻、发人深省的。再比如,对于30年代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之高,作者借用国民党要员徐谦的话给以了佐证。徐谦说:“我本来不向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作者以此指出,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尽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非常严重,共产党却总是能够不断地扩大力量,不断地获得发展。(论著第236237页)这一论断为我们审视中国共产党力量壮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第六,作者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无论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是观点,都一一注明,客观评述,不掠人之美,不妄下断语。对于一些对于读者来说理解要费一点气力,或在当时语境下究竟为何意的名词与内容,作者做了颇为人性化的做法,采用页下注或文内注释的形式,尽可能地给予解释说明。比如,胡适在对较早参加政府的几个独立社社员说,“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对于这一话语的语境,作者即以页下注的方式进行了解读,意为不要让人说“在野”时“议论纷纷”,“作得许多声”(实指《独立评论》上做的政论);而到了“朝中”,则不敢“进谏”,“无一语”了。(论著第215页)又如,在谈倒30年代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时候,有“吾国今日青年学子似已尽在若辈掌中教育陶铸”一语;对于“若辈”,作者即以文内“笔者注”指出为“马克思主义者”。(论著第236页)再如,胡适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一派思想的影响下“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作者加以文内按语,指出“胡适自己并不把英国的议会政治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论著第237页)这就使读者得到了有关胡适更多的认识。观之整部论著,类似的文内注释和页下注释不一而足。作者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

当然,百密一疏。论著在注释方面似也有可完善的地方。比如,在谈到1937725日《独立评论》最后一期发表张佛泉的《我们没有第二条路》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我们却只有一条路,即,小来自然抵抗,大来亦自然只得抵抗!……东四省的丢,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做亚比西尼亚是一件悲惨但却壮烈的事!”(论著第139页)本人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给读者以交代,一般读者都知道有东三省,“东四省”是哪四省?亚比西尼亚是(现在)哪个国家,当时该国发生了如何悲惨却壮烈的事?作者对此可能非常清楚,未加说明,但很可能会使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坠入雾中。作者没有注明,无碍主旨,但锦上添花,不也是好事一件么?

太原同志的这一论著是入选2006年度《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五本论著之一,也是仅有的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论著。近年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一个品牌,该论著纳入该文库出版,是经过了专家层层的筛选评定的,说明该论著的诸多创新之处已为专家所认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和副会长朱汉国教授都给予了该论著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开拓性的论题”。

本书既已拥有专家的赞誉和肯定,本人忝为史学研究一无名分子,似不应再置喙妄言。但与太原先生的诸多机缘,又有一抒读后感的冲动。言为心声,心之所想不能抒发,亦成病也。笔者几年前与太原有过学术上的“神交”。2002年,太原先后在《历史研究》和《史学月刊》上发表了有关《独立评论》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文章,引起本人兴趣。时郭德宏师让我们几人搜集当年度中国现代史研究新进展的论文加以摘编,我就将太原两篇文章中的观点摘要下来,发表于20033月的《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内部刊物)上。2004年,太原来中央党校任教,与笔者成为同事,言谈中说起以往未曾见面的神交,颇为感奋。后又得知他是比我高四级的大学同系学兄。吾与太原及其学术观点即有如此的联系,在其新著问世之后,于“百忙”之中展读学兄的著作,增长一份见识,写出一篇心得,不是当仁不让的一件快事么?

 (载于《北京党史》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