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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独秀与“立三路线”的分歧和争论

来源:      作者:祝 彦      发布时间:2015-06-30

  [内容提要] 按照传统党史教科书上的说法,“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且不说这次“路线”错误是否存在,但是当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确实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以及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上都存在极“左”的倾向。相反,由于陈独秀处于“局外人”的地位,所以摆脱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错误判断,对当时的形势有更加清醒的分析。但是由于陈独秀的观点与“立三路线”不同,所以两者就有了争论甚至斗争。

  [关键词]陈独秀“立三路线”    分歧和争论

  19306月至9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出现了著名的“立三路线”。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二次“左”倾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与巨大的损失。在“立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实践的过程中,陈独秀以“局外人”的清醒头脑,看到了革命形势的另一面。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积极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析。但是,由于陈独秀的观点与“立三路线”意见迥然,从而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乃至斗争。

  一、“立三路线”的极“左”倾向与严重危害。

  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内都是“左”倾思想为主导。在“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形成的“左”倾思潮的过程中,李立三就有极“左”的表现,只不过那时还不是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由于“六大”对于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的形势未能有正确的分析,以及对于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纠正,所以,一遇到适合的土壤与环境,“左”倾思想就会“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1]。 “立三路线”的出现就是这种必然结果。“六大”后,片面强调了干部的工人成份,于是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瞿秋白和张国焘等组成政治局。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苏兆征不久病逝,蔡和森随后被撤职去了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脱颖而出,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正式委员,并接替了宣传部长一职。于是在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了“向李体制”。但实际上,由于向忠发理论水平低,李立三有较高的声望,加上李立三已经兼任了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把向忠发架空了。形成了中共党史上一段特殊的“秘书长专政”时期。这样一来,“立三路线”就得以在全党内和中国革命实践中推行。

  “立三路线”的错误首先在于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早在1930326日,李立三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一文,就提出:“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又说:“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实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地向前发展。” 于是,他主张:“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2]李立三不仅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也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3]又说,中国革命高潮“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高潮。”[4]

  其次,在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极度夸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主观地认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或者,采取人为的手段去“制造”所谓革命高潮形势;李立三说: “目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现时形势,无疑的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5]后来李立三还不断地强调中国面临着“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6]实际上正如张闻天在《论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总结指出:“最近南方各省游击队的胜利,使一部分同志过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现在已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可以到处举行武装暴动。以为只要依靠红军力量就可以取得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胜利。”[7]

  第三,在于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阶段性、艰巨性。李立三认为:“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8]并且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也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银行企业工厂”;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的政权”。“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9]“立三路线”的“无间断的革命论”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论断“阶段论”,其实质是极“左”,即胡绳指出的“在本质上体现了毛泽东批评的那种民粹主义的错误”[10]

  第四,在于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农村革命根据地。李立三主张:“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不能“仍然株守着游击战术的军事观点”[11]。于是李立三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的极“左”口号。命令红军放弃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城市,幻想着“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为了推行其极“左”路线,还打乱原有的正常的组织系统,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集中所有权力。李立三“他坐镇中央,发号施令,不断地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员,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有一、二百人的队伍,他就颁发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番号;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他即命令他发动兵变。”[12]

  李立三在上海纸上谈兵,指东指西,想当然地发号施令,忘乎所以。却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攻打武汉,部队一万六千人,损失了一万一千人,并丢掉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攻打柳州,部队损失达四千人,六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二千人,丢失了右江根据地;红十军攻打九江,两万人的部队失利后只剩下不足三千人;红三军攻打长沙成功后,不得不退出[13]

  在白区,由于李立三强迫命令搞示威、暴动,党组织由地下转到地上,暴露了自己而遭敌人捕杀。党的秘密组织在满洲、顺直、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等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其中武汉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毁,南京的党组织也遭全部覆没,仅在19306月至10月,即“立三路线”最猖獗的时候,南京市委书记和委员六人被捕,三个区委,十五个支部全被破坏,近百名党员被杀害。另外,被李立三强迫发动兵变的宪兵连、军官团、学生营中的党团员被杀近四十人。这是南京市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14]

  二、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立三路线”的根源是共产国际。

  李立三推行其极“左”路线,是打着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始终视右倾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应当严厉的指斥这种观念的错误!”把所有反对他的同志都当作 “右倾”、“尾巴主义”、“机会主义”、“取消派”。在纪律上予以处分、打击、排挤。中共党史上这种所谓“反右”往往是为极“左”张目,教训必须汲取!张闻天指出:“党是一刻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对于这种‘左’倾,我们的党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15]

  在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陈独秀表现了顽强的立场。这样,陈独秀就成了李立三推行其极“左”路线首先要踢开的一个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16]。陈独秀自己也说:“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及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17]

  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陈独秀首先指出它实际上是国际路线的错误。他说:“其实大家必须要明白,李立三许许多多盲动夸大的错误,都是在国际的盲动冒险路线下所必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他还说:“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这一公式在中国实际应用,愚蠢的李立三那里会有他自己的路线!”[18]确实如此,中共党史上的极“左”路线,大都是教条地、主观地搬用莫斯科那一套说教。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根源,就是所谓的“第三时期说”。这个理论的发明人就是斯大林。它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8——1923年),是资本主义陷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的时期;第二时期(1923——1928年),是资本主义日渐稳定,无产阶级战斗受挫时期;第三时期(1928——)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进入革命高潮的新时期[19]。中国正处于第三时期即“革命高潮”时期。李立三在他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就接受了这种理论。李立三说:“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内外矛盾之普遍的激烈化的时期,世界革命斗争的发展,必然要成为全世界的直接革命形势。”[20]可见共产国际错误理论在“立三路线”中所起的指导作用。

  另外,共产国际还给予了具体的“左”倾指示,早在19291026日国际来信就说中国已经是“革命高涨底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21]。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共产国际就明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必须坚决打击富农”,“右倾对于党的当前任务的顺利的执行,是主要的危险。”“中国革命把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缩短得很短[22]。由此可见,“立三路线”确实正如陈独秀所说,就是国际路线。许多的句子语气,李立三都是照搬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指示。因此,陈独秀认为如果“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23]。不幸而言中,后来的王明就是“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所以有比“立三路线”更加“左”的王明机会主义。

  三、在对革命形势等的分析上,陈独秀与“立三路线”针锋相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针对“立三路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而又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的错误,陈独秀予以了痛斥:“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由于有这些错误认识,所以就在“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这里不仅指出了李立三的盲目估量形势,而且分析了李立三混淆甚至否定革命的“阶段论”。

  “立三路线”之所以盲动,是因为它执着地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实实在在地逼迫到了眼前。对此,陈独秀提出了估量革命高潮是否到来的四点意见:“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然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宪法全中国宣传鼓动的口号。”[24]

  革命高潮是否到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势判断,更应该看到本身革命力量的存在与发展,如果本身力量薄弱,即使革命高潮真的来临,也未必能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局势,只会错失良机。而“立三路线”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只是看重反动派方面即“统治阶级之内哄”;1930年夏,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混战,当时如果抓住机会,可以大大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结果呢,由于盲动,自我暴露,反而使本来拥有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同时,“立三路线”把局部的星星之火,看成是“革命高潮”的燎原之势。比如上海每月有成百次的斗争,北方有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武汉有数千纱厂工人包围公安局的示威,等等。实际上这些被李立三夸张为革命高潮的具体斗争事例,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停留于经济斗争阶段上的暂时抗争罢了,虽然此起彼伏,但也易生易灭。但是,“立三路线”就把它们当成“这些都是造成革命新浪潮的客观基础。”[25]

  陈独秀批评“立三路线”盲目举行各地的暴动,用“打吗啡针”的办法,命令群众进行各种暴露目标的斗争。比如不断举行飞行集会。——所谓飞行集会,是指马路上突然举行的集会。即事前确定时间、地点,发动群众以行人的姿态等候在马路上,到时间,指挥者发出口号,参加者立即集合成队伍,拉开一面红旗或横幅,有人作简短演讲,领导喊口号,散发传单,然后短距离的示威游行。地点都选择在闹市中心、行人往来甚多的马路上。在李立三冒险主义的时候,目标是举行暴动、夺取政权,飞行集会是作为准备暴动的手段。在王明极“左”倾路线时,更加变本加厉地举行飞行集会,使党的力量遭受巨大损失[26]。这实际上是人为地主观地去制造所谓“革命高潮”,“立三路线”却以为,举行飞行集会时,“这时便是敌人的警察巡捕兵士来干涉拘捕,必然会引起群众勇敢的拒抗,愤慨的抢夺,再进一步便会形成肉搏,演成巷战。”[27]这简直是拿群众作为实践其“左”倾冒险主义的诱饵。对此,陈独秀批评指出:“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陈独秀很痛心地指出,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他说:“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争取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中国革命的道路照此走下去,必然葬送在这些极“左”倾主义者之手!

  对于李立三为了推行其极“左”路线而扼杀党内民主,独断专行,排挤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等恶劣作风,陈独秀也予以了严厉谴责。李立三借口“军事时期”,肆意践踏党内民主,陈独秀批评指出:“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党内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陈独秀认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比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陈独秀批评“左”倾中央:“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偏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甚至,动不动给持不意见的同志扣上“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帽子,“来镇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28]陈独秀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压制不同意见的批评确实一针见血!何孟雄也曾批评李立三:“既然承认是路线斗争就要根据我的意见书和文件及记录上的话,做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不是一顿拳头打击何孟雄就算了事。”何孟雄也认为党内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应有的态度”[29]。这与陈独秀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李立三却说,对于何孟雄“这种根本路线不同的分子,当然只能进行坚决的政治上以及组织上的斗争,而不能有任何自我批评而言。”[30]也就是说,对你何孟雄,我李立三决不讲什么党内民主!只有打击!对陈独秀更是如此!这是极“左”倾主义者们惯用的色厉内荏的做法!对于李立三的专断独裁,李维汉说:“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31]在中共历史上,每次极“左”路线得逞时,往往是党内民主遭到践踏,被抛弃,这个教训值得汲取!极“左”倾主义者也往往以“我即党”,“我即中央”自居,所以,就把反对他的意见的人都统统打成是“反党”、“反中央”;借口“特殊时期”,排斥民主,以便推行其“一言堂”。

  四、不能因为陈独秀已走向了托洛茨基主义,就否定其意见中的正确内容。

  陈独秀反“立三路线”之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但是,托陈关系复杂微妙,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并不一致,所以,如果说陈独秀参加了托派组织,被开除出党,组织上已经完成了由马克思主义者向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转变的话,而在思想上,陈独秀则未全部彻底的转变;相反,虽然李立三组织上仍是在党内,甚至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而其思想上推行的“左”倾路线却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惊人一致。所以周恩来说李立三是“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32]。甚至连共产国际也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茨基主义”[33]。所以,笔者以为,首先,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斯大林主义也未必在中国革命中是灵丹妙药;托洛茨基主义实质上是莫斯科权力斗争的产物,斯大林主义与 “不断革命论”并无理论上的实质冲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的争论并非是主义与真理,而是权力的较量。所以在论述陈独秀时,我们不应该以惯常的“站队”的眼光去对待陈独秀,在今天更不应如此。其次,对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是否合理合法,学术界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34]。笔者需要指出的是不能以组织的简单粗暴的处理,来否定陈独秀思想中的正确内容,“因人废言”的做法不可取。第三,陈独秀实质上是以取消革命——这是他的二次革命论的发展,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策略等问题,而并非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来看中国革命——包括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这其中陈独秀的思想中有许多根本的错误,但是在反对“立三路线”的立场上,陈独秀无疑具有他的历史积极性,决不能因为否定托派就“株连”陈独秀,这是斯大林“肃反”的手腕,这种极“左”痕迹不应该带入今天的学术界。第四,有人认为:“陈独秀反‘立三路线’,旨在兜售他的托派主张,他利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大做文章,实际上是反对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正在卓有成效进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35]笔者对此说法,不敢苟同。所谓“兜售”一说,实际是牵强附会,妄加指责,一是陈独秀反“立三路线”即使站在托派立场,也应该承认其正确性的一面,为什么别人批评“立三路线”极“左”就正确,陈独秀的批评就不对?这就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可以说,在当时党内敢于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除了何孟雄,就是陈独秀;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小组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何孟雄说:他两次挺身而出反对“左”倾路线,“谁敢反?立三有权,王明还有米夫,反他们是很不容易的。” 并号召全党向何孟雄学习[36]。客观地比较,显然不应该否定陈独秀在反“立三路线”中的功绩。二是把陈独秀反对“立三路线”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更有捕风捉影之嫌。众所周知,李立三主张城市中心论,“在重视城市,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毛泽东推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幻想等问题上,李立三与托派是一致的。”[37]陈独秀反对“立三路线”,怎么可能去“利用”它?最后,陈独秀虽然被李立三“左”倾中央按照斯大林对待托洛茨基等的方式,开除出了中国共产党,但在陈独秀自己看来,他仍然“没有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也有人指出,此时的托陈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38]。他向党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何况历史已经证明陈独秀的许多意见十分宝贵;相反,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却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知历史,就应该公正地评价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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