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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述评

来源:      作者:张卫波      发布时间:2015-06-30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暴行的最重要罪证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悲惨的一页,长期以来为学界所重视。近十年来,随着新的史料不断发掘和整理,以及中外学者交流的加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公开发表的论文约有450篇(根据“中国知网”统计),出版资料集20余部(套),专著、论文集有 20 余部,并先后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史料发掘及研究概况

  为了澄清历史,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为更多的人了解,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先后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朱成山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魏特琳日记》(珍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松冈环编著、新内如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程瑞芳日记》(《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朱成山主编,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28卷、1500万字,涵盖了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者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可谓是近些年来南京大屠杀史料出版的集大成之作。

  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同步,针对史料本身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代表性的著作有:《魏特琳传》(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南京出版社2001年版);《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日〕本多胜一著,刘春明等译校,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朱成山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拉贝传》(黄慧英著,百家出版社2002年版);《<东史郎日记>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汪平著,盛邦和指导);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章开沅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这些成果进一步论证了新史料的作用和可靠性。

  在吸收新史料的基础上,学术界陆续推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成果。除了《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所刊登的学术论文之外,还有一些专著和论文集值得注意:《南京大屠杀》(孙宅魏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南京大屠杀新考》(刘惠恕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安吉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朱成山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成果交流会论文集》(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论文集》(朱成山著,上、下两册,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程兆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孙宅魏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南京大屠杀》(张纯如著,马志行、田怀滨、崔乃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南京沦陷八年史》(经盛鸿著,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著作针对性很强,史料丰富,从不同角度对近些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些争论比较大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和澄清,论证了30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的确凿历史事实,有力驳斥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人数研究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人数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断。近些年来,由于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不断以质疑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人数问题为借口,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甚至认为,侵华日军在侵占及占领南京的过程中只杀害了中国军民4万至5万人左右。因此,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分子的质疑,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人数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针对日本学者田中正明、藤冈信胜、小林、东中野修道等人坚持“战前南京人口20万人”,进而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有30万以上中国人遇难的观点,刘惠恕经过考证认为,战前南京市共有100万人口,南京沦陷前夕,尚存50万人口,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仅剩下聚居于难民区的2025万人左右,实际消亡的人口差额为25万至30万之间,而这一人口差额,也正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平民实际死难人数[1];张连红详细考察了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市人口的变化,认为南京城陷之时,南京城区的人口总数应在36.746.7万左右。如果将南京郊区人口16.8万人加上,则南京市人口总数应在53. 563.5万人左右[2];孙宅魏经过统计估算,也认为南京市在沦陷前夕,“实有常住市民50万人以上,滞留守城官兵9万人,聚集外地难民、伤员数万人,总数在60万人以上”[3]

  在确认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人数的问题上,当时的埋尸资料是最重要、直接的依据。为了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存在过,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竟说,当时从事埋葬活动的只有红十字会,埋葬数至多不过13000具到15000[4]。近年的研究严厉批驳了日本右翼分子严重违背史实的言论。根据最新发现的档案资料,研究者发现,参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的掩埋与处理工作的,有慈善团体、市民群体及个人、伪政权和日军部队4个渠道。其中,慈善团体共有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8家,共收埋尸体19.8万人;市民群体自发组织起来的临时掩埋队,共收埋尸体4.7万人;伪政权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和下关区,共收埋尸体1.6万具;日军部队毁尸灭迹15万具。[5]这些新发现的埋尸资料进一步证明“遇难同胞300000”的数字是可信的。

  澄清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到底有多少军人,对于严密论证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滥杀战俘的罪行、驳斥少数日本人为屠杀军人暴行辩解的谬论,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孙宅魏经过考证,认为属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范畴的军人,由于受到已披露的集体屠杀俘虏与安全撤离等数字的制约,应在79万人之间[6];刘惠恕认为,南京保卫战中,国民党守军有4万余人阵亡, 5万战俘被杀[7];刘萍、章伯峰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第十三、第十六等师团的杀俘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南京城内外被日军所俘的中国官兵至少在8万至9万以上,仅有确切记载的各师团屠杀俘虏数即达58000人左右。[8]

  在论证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人数过程中,1938117日日本广田外相发给驻美大使馆的第227号电报,被经常引用。该电报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电文提及“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据此,很多论者认为日本政府当时已经承认屠杀了中国军民30万以上的事实。孙宅魏经过考证认为,“广田电报”中所载“特别消息”的作者乃为田伯烈,而非别人;电文中的内容,只是田伯烈的所见所闻,而非日本外相本人的见闻;电报中所提供的30万遇难者的数字,与南京大屠杀30万名死难者之间不存在可以互证的关系。[9]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总人数问题,有的论者提出了比较精确的数字,认为南京大屠杀中至少有359367名平民和俘虏被杀。[10]但学界普遍认为遇难同胞“30万以上”这个数字比较适合。这一数字既有充分的依据,又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余地。[11]正如陈安吉所言:“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是有根据的。30万人这个数字是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12]

  和以前相比,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人数问题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结论的论证也更加充分。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学者在论证遇难同胞人数时,存在着“求高、求精、求恒”的误区,在以后研究中值得注意。

  关于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

  南京安全区是日军侵占南京前夕,一些外国侨民为救助中国难民而在南京市区内划定的一个特殊区域。由于史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有关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一直较薄弱。近些年来,随着德国、美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的发现和公布,以及相关文献的公布或出版,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加强,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个热点。

  徐立刚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对安全区历史作用进行全面考察。他认为,安全区的作用实际上并不止于救济保护难民这种基本职能,它还在揭露日军暴行、审判日本战犯、增进国际友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曹必宏在《外国人对南京难民的保护与救济》中对委员会成员救济和保护中国难民的行动进行了论述。[13]杨夏鸣在《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中认为,“安全区”原先设定的功能在日军进城之后发生了错位。他认为,“安全区”的主要功能是为平民提供一个躲避轰炸和炮击的场所(即安全功能),次要功能是为这些平民提供住所和食物(即安置和救济功能)。但实际上功能发生了错位。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因为日军的野蛮和残暴。[14]

  张连红考察了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之间的关系,认为南京安全区的成立虽然得到了美、德、英三国外交官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但未能得到日军当局的承认。日军始终认为安全区的存在妨碍了日军在南京建立“新秩序”,这就已注定了它必然要遭到日军当局仇视并被强迫解散。[15]

  彭剑分析了南京沦陷前后安全区外籍人士内心世界的变化,认为南京沦陷前这些外籍人士对日军充满信任,南京陷落后的初期心态一度十分轻松,认为秩序很快便会恢复,但是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之后,十分震惊,才决定转变角色,全力救助难民并对日军的暴行进行揭露。这些外籍人士在南京沦陷后出现的角色紧张状况更说明了日军暴行的残酷与野蛮。[16]徐立刚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前后留宁欧美侨民的内心世界,认为在日军攻进南京城之前,留宁欧美侨民义无反顾地自愿承担起在安全区保护救济难民的义务。他们这种热忱、无私、勇毅的精神,既来自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而与中国人民结成的深厚感情,也跟虔诚的基督教徒人道主义责任感与传教士的本职工作很有关系。[17]

  随着新资料的挖掘,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及其相关人士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仅有许多论文公开发表,而且还出版了《魏特琳传》和《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拉贝传》

  美国人贝德士(即瑟尔·贝茨)当时是金陵大学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逝后又留下了完整的贝德士文献。针对田中正明、松村俊夫等人把贝德士说成是造谣者、诬陷者的诬蔑之词,章开沅在《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一文中,对日本右翼分子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认为贝德士从南京大屠杀一开始就决心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疯狂暴行,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其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是驳斥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势力谎言的重要证据。在分析贝德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及思想变化后,他进一步指出: “受过良好史学训练的贝德士是完全忠于历史真实的,只有田中正明这样的文痞才惯于毫无羞耻感地任意胡诌历史。”[18]

  约翰·马吉是美国圣公会驻南京德胜教堂的牧师,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曾经用16毫米摄像机秘密拍摄了日军暴行,为后世留下了唯一的原始视屏资料,战后也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鉴于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等人不承认马吉的证言和影片胶卷的真实性,刘燕军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马吉的影片胶卷之所以缺少或者没有加害者的镜头,主要是因为马吉在秘密拍摄时,担心日军砸掉摄像机,因此只能选择在没有日军在现场的时候拍摄。但是,这并不妨碍反映和揭露日军的残酷,因为从胶片上中国人头上、颈部、肩膀等处很深的刀痕,可以明显看出,这都是日本兵把一种古老而又十分流行的军事训练付诸实施的结果。更何况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的证言可以证明马吉的确在当时拍摄过南京大屠杀的现场。[19]

  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商务代表,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曾利用纳粹党的特殊身份保护和救助了很多中国难民,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其日记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针对日本右翼分子断章取义地肢解拉贝日记,认为拉贝对纳粹标记和希特勒存在崇拜倾向。[20]黄慧英认为拉贝虽是德国纳粹党党员,但并非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恰恰是日军的暴行和南京人民的鲜血,使拉贝发生了从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由信赖到怀疑的变化,进而放弃幻想、认清了侵略本质。拉贝揭露日军暴行的根本原因是他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不是崇拜希特勒。[21]

  魏特琳中文名叫华群,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曾在救助中国妇孺难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侵华日军在性暴力方面所犯的罪行,刘维荣通过对魏特琳及其日记的研究,指出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救助妇孺难民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日记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22]

  学术界对于南京安全区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通过对这些欧美人士的所作所为及其耳闻目睹的证言进行研究,世人不仅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到了安全区内欧美人士在救济和保护难民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清晰的看清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罪行。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将安全区内欧美人士的见闻,同中国同胞的证言及日军老兵的日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和互证研究,这方面的意义会更大。

  关于南京大屠杀原因的研究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是国内外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孙宅巍认为,导致侵华日军暴行发生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中国军民的正义抵抗;大屠杀发生在南京的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9万名军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与某些战场条件及日本军人的复杂心态,如强烈的复仇心理、畸形的民族优越感、变态的冷漠、麻木与疯狂及有关。[23]

  姜良芹认为,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特别是对中国人强烈的歧视意识,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根本原因;[24]王卫星分析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官兵的心态,认为强烈的报复心态、“绝对服从命令”心态、杀人施暴取乐心态、“杀人光荣”心态、“大和民族优越感”和蔑视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等,是日军暴行的心理根源。[25]张国仁从日军士兵的精神构造角度,分析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心理,认为明治维新后,“利己主义”思想在近代化之名义下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大和民族优越”感及崇拜天皇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精神构造的强大影响和熏陶下,日军陷入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恶中。[26]

  朱美娣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较研究,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在于日军集体的平庸与群体的堕落。由于长期受民族优越论和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影响,他们对于弱势人群的苦痛麻木不仁,却把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奉为英雄,把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为发扬国威的象征。[27]日本学者津田道夫则认为普通的日本平民到了中国战场之所以变得异常残暴,与“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这种特殊的精神构造包括非理性的虚无主义、缺乏道德观念、天皇崇拜和蔑视中国的思想等。[28]

  日本右翼分子总是回避裕仁天皇在大屠杀中的责任,甚至将天皇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但是,毫无疑问,天皇对南京大屠杀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不可否认的。高凡夫分析了裕仁天皇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及其影响,认为裕仁作为日本当时重大问题的最后决策者,理应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空前暴行承担最大责任;[29]津田道夫也认为天皇是日本的唯一元首,是陆海军的“大元帅”,“至少必须承担南京大屠杀道德上的最高责任”。[30]

  致使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原因是多方面,但主要是军国主义思想对日军官兵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侵华日军以一种野蛮的扭曲的心态,在南京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奸、掠。

  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研究

  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及其对南京地区图书文物的掠夺等问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性暴力是南京大屠杀暴行中仅次于屠杀暴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刘惠恕对侵入南京的日军强奸妇女的人数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众多说法中,“更为接近客观实际的数字,是当时南京约有8万名妇女遭受到了日军的强奸暴行。”[31]陈娟深入分析了日军在南京大肆强奸的罪行,认为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大肆奸淫妇女,使数以万计的无辜妇女,遭到比屠杀更为凄惨的强奸、轮奸及充当慰安妇等摧残,许多妇女被蹂躏致死,其残暴虐狂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杨斌指出日军强奸事件自入城起即已发生,并遍布城区内外;日军强奸妇女,不问职业,不分对象,即使老妇、幼女、孕妇、尼姑等,也不放过;日军发泄兽欲的方式通常是轮奸,并在强奸后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来残害妇女。[32]孙宅魏对侵华日军南京性暴力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性暴力是日军暴行中最无法辩解的部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性暴力具有普遍性、野蛮性、官方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极端残忍和野蛮,表明它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暴行。[33]

  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对日军性暴行的原因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导致日军大规模性暴力主要原因是:日本军队是一支前现代的军队;日军是以部队单位有组织性地进行性犯罪;日军性暴行成了日军维持秩序的安全阀、鼓舞斗志的樟脑剂、“安慰”战死士兵的精神性麻痹剂。[34]

  与性暴力相关联的是日军的慰安妇制度。田中正明、松村俊夫等人曾以当时只有“军妓院”而没有“慰安所”这样的名词为由,否认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建立过慰安所。苏智良对南京大屠杀与日军慰安妇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日军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的契机,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结果,使得日军高层认为有必要在军中迅速推行慰安妇制度,以改善军规和减少性病在军中蔓延。目前可以查实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的名城或地点的有25家,慰安所中主要是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妇女。[35]

  南京沦陷后,日军除了肆意屠杀平民、强奸妇女之外,还大肆抢劫和纵火,使繁华的南京城疮痍满目。但是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否认这一点,认为说日军在南京大肆抢劫和纵火“纯系谎言”;[36]甚至倒打一耙,认为当时的抢劫和纵火是中国人干的,等等。鉴于此,刘惠恕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抢劫纵火暴行进行了考证,认为日军抢劫的对象分6种类型,即抢劫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钱、粮、衣、物;抢劫商店、工厂及一般企业财产;强占民房;抢劫国际红十字会及医院的财产;抢劫文献;抢劫外国使馆、外国公司、外国侨民财产;日军的纵火分5种类型,即焚烧商业街区;焚烧民房;焚烧工厂;焚烧机关;焚烧医院等。[37]孟国祥对侵华日军对南京文化设施的摧残进行了考察,认为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南京的教育科研机构、名胜古迹、文物、图书进行了大肆破坏和抢劫,对南京进行了“文化屠杀”。[38]李彭元、赵建民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对南京文献资源的掠夺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京沦陷期间,日本共计从南京地区掠得公家图书844060册,占当时南京市公共藏书的6成,由于日军侵略南京造成公共藏书损失406461册,私人藏书损失53118册,共计459579册。[39]

  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南京地区的摧残是全方位的,不仅屠杀了30余万同胞,而且大肆奸淫妇女、抢劫纵火、掠夺图书文物,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屠杀之外的暴行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表明南京大屠杀研究已经开始向更广阔的范围拓展。不过不足之处,是微观研究还比较欠缺。如果多进行一些个案的微观研究,侵华日军的暴行研究可能会变得更加鲜活生动,在对右翼眼、言论的批判上也会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六 关于南京大屠杀罪犯审判及历史影响的研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和性质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过程中已经得到确认,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中予以承认。但是,日本右翼分子却否认当年的正义审判,认为两个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审判,是强者对弱者的审判,等等。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进行了研究。

  李恩涵、胡菊蓉对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及对南京大屠杀日本战犯的审判进行了回顾,认为判定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甲级战犯死刑是最有应得的,所依据的是国际法规定是“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和“一般性战争罪行”,所列举的罪证也符合事实,是不容翻案的。[40]

  日本学者新美隆对南京大屠杀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国际犯罪行为,严重违背了国际法,主要表现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没有适用战争法规;无视和歪曲国际法,掩盖事实;日军既无遵守国际法的意识,亦不曾有过遵守国际法的欲望,对南京军民进行无差别屠杀。[41]

  杨夏鸣对东京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进行了剖析,认为东京审判确认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根据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应。其依据是:诉方出庭作证的证人10人及主要证词;诉方律师在法庭上宣读的证词17份;诉方律师在法庭上出示的其他证据。根据这些证词和证据,依据国际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的判决是具有国际约束力的。[42]

  高兴祖通过对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中岛日记进行比较,认为三部日记虽然是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记述的,但都说明了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残酷性、疯狂性,违背国际法惯例和人类文明,再一次证实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审判的正确性。[43]

  日本右翼分子长期以来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屡屡翻案,其目标大都针对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审判所得的结论。学术界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从国际法角度重新审视和澄清南京审判过程中所运用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而重新肯定两个法庭的结论,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批判了日本右翼的翻案言论。以后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南京大屠杀给南京地区造成了严重损失,也给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其影响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现实性。

  张连红就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市民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恐惧,也造成南京社会家庭结构的极大破坏,市民生活日益艰难。[44]

  孙宅巍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大量的新闻报道和档案资料证明,与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同步,即有英美记者向世界发出了关于暴行最早的快讯;稍后,又有多家中国报刊发表了对从南京逃出难民的独家采访;此外,国共两党均对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都使得日军的暴行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与全世界。这种传播,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唤起了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同情与支持。[45]

  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属于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是中国人心头的一件痛事,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总提及这段痛苦的记忆。近些年来,南京大屠杀由一个历史事件变为现实社会中众人关注的一个课题,其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宽容,要故意重提历史,继续仇恨,而关键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屡屡否认历史,美化侵略。这是每个有民族情感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即使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影响也不会减弱。为使世人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南京大屠杀,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强史料和人证物证的搜集抢救工作,注意进行横向比较,并关注其现实影响。

  (载于《中共党史资料》20063期)

  


 

  [1]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新考》,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021页。

  [2]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民国档案》20043期。

  [3]孙宅魏:《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4]〔日〕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严欣群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12218页。

  [5]孙宅魏:《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186252页。

  [6]孙宅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第1617页。

  [7]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新考》,第108页。

  [8]刘萍、章伯峰:《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俘问题事实考证》,《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9]孙宅魏:《“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10]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1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演变》,《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12]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页。

  [13]见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7、271—281页。

  [14]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15]张连红:《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彭剑:《角色紧张与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的延误》,《福建论坛》2003年第5期。

  [17]徐立刚:《南京大屠杀前后留宁欧美侨民的内心世界》,《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

  [18]章开沅:《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9]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第5859页。

  [20]  松村俊夫:《南京大屠杀大疑问》,第160页。

  [21]黄慧英:《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及思想变化简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22]刘维荣:《南京大屠杀亲历档案———魏特琳(华群)日记》,《山西档案》2004年第6期。

  [23]孙宅魏:《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4891页。

  [24]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7—185页

  [25]王卫星:《南京大屠杀时期日军官兵心态探讨》,《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26]张国仁:《从“南京大屠杀”析士精神构造与日本军国主义》,《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27]朱美娣:《集体的平庸与堕落—从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看法西斯的群体心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8]程兆奇:《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读﹙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程兆奇、刘燕译:《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

  [29]高凡夫:《日本天皇裕仁与南京大屠杀》,《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30]程兆奇:《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读﹙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31]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新考》,161页。

  [32]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3—214页。

  [33]孙宅魏:《论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问题》,《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34]许书宏、张连红:《“纪念魏特琳逝世60周年暨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35]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5-230页。

  [36]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第8020页。

  [37]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新考》,53—69页。

  [38]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6—256页。

  [39]赵建民:《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李彭元:《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对南京文献资源之掠夺》,《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4期。

  [40]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7——396页。

  [41]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31—437页。

  [42]杨夏鸣:《东京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 

  [43]高兴祖:《从中岛日记、拉贝日记看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03期。

  [44]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45]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