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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来源:      作者:卢毅      发布时间:2015-06-30

  (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内容提要] 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在发起之初,唯物史观派对此持一种颇为赞成的态度。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则转向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笼统提倡“整理国故”。但因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而研究目的和具体观点的不同,尤其是指导思想的歧异,最终促使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极大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 唯物史观派整理国故运动  对立  互动  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07.8[文献标识码] A

  自胡适在1919 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一场旨在以新观点与新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国故运动便在民国学界勃然兴起。但与此同时,有关争论也始终不绝于耳。围绕“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诸多学界名流均本着各自对时局和治学的看法,公开或私下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1]在这些评论中,唯物史观派的见解无疑具有典型意义,甚至由此决定了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历史研究走向。鉴于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到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番较全面系统的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拓展。

  一 从赞成到反对

  众所周知,大致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派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时人曾描述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2]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因此陈独秀等人在接受唯物史观洗礼、逐渐转向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放弃思想领域的启蒙,他们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表示赞许。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便说:“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3]在此期间,他还应胡适的邀请,为亚东图书馆新整理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撰写了一系列《新叙》,这其实也是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支持。与此同时,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张闻天也针对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指出:“中华书局以后应该做的事情:(一)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4]这更是与胡适等人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尽管此时唯物史观派已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持一种颇为支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的。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逐渐意识到“整理国故”与现实政治斗争之间的抵牾冲突,由此开始反思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便发表文章批评:“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学、哲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5]至1924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更是发表《受“国故毒”的学生听着》一文针砭道:“中国国势已经危急的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6]。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胡适、梁启超大开国学书目,《中国青年》还及时开列出《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试图借此消除胡适等人的影响[7]

  在这种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陈独秀等人也迅速调整了对“整理国故”的认识。1923 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国学》一文评价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8]两相对照,他这一评价明显与此前不同。而无独有偶,类似陈独秀的这种思想转变还同样发生在茅盾身上。1923年12 月,茅盾在《杂感》一文依然写道:“近年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方法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原是极该批评讨论的;即使是过分严格的批评,也是社会所乐闻。但是现在有的批评整理国故,却不肯据理讨论,而徒凭主观,说整理国故的人们,不是老秀才乘势出风头,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种武断的态度、谩骂的口吻,几使读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9]显然,他此时对“整理国故”仍持一种为之辩护的态度。但时至1924年5月,茅盾对时势的观察却发生了极大逆转,于是他撰写《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指出:“这一年来,中国处于反动政治的劫制之下,社会上各方面都显出反动的色彩来。在文学界中,这种反动运动酝酿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朕兆,不过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当的效果,有了相当的声势。和其他反动运动一样,文学上的反动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复古’。不论他们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寻求文学的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复古”,特别是第二种反动,“要到中国古书——尤其是‘经’里面去找求文学的意义。……这一等反动家,头脑陈腐,思想固陋,实在不值一驳;他们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却因一则主张文言的一支反动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们攘臂加入的热心,二则近年来‘整理国故’的声浪大盛,‘古书原来也有用处’,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了。”而在茅盾看来,以上这 “两种反动运动,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潮”,所以“我们应该立起一道联合战线,反抗这方来的反动恶潮”[10]不久,他又发表文章批评说:“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作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因此我们虽然 “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11]显而易见,这番尖锐的言词实际上是针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而发。

  由上可知,当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初,由于它继承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学术文化观念,所以唯物史观派一度对此颇为赞许。而随着整理国故运动日益风行,其现实流弊也逐渐地显现出来,如向来被“冷搁在毛厕边缘的线装书,连孔家店的一应旧礼教在内,却逐步的得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美名,而重受时代之盼睐”[12]。鉴于此,唯物史观派开始对“整理国故”进行了严厉批判。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便说:“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3]194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也一改早先支持“整理国故”的态度,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文章说:“要批判的接受中国旧文化,决不是等于号召中国青年去读古书、整理国故。”[14]这不啻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唯物史观派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基调。

  二 对立中的互动

  历史地看来,唯物史观派后来虽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出发,反对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但是并未就此将历史研究领域拱手相让。事实上,当时的唯物史观派中拥有不少以史学研究著称的学者,而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整理国故运动具有某种重合性,于是双方在研究过程中便自然呈现出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

  具体说来,唯物史观派并未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他们只是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加分别地笼统提倡所谓“整理国故”。郭沫若就解释说:“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们的良心了。”同时,他又指出:“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因此,“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凡事只能各行所是,不必强人于同”,“至于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它,我们便不能不研究它。”[15]郭沫若还表示:“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难解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代文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很必要的事情”[16]。由此可见,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并没有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价值。

  其次,唯物史观派也并未否定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根本精神,即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李大钊就说:“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17]范文澜也承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18]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引用了胡适的说法,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步骤就在于“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是什么还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19]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充分肯定了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甚至深受其影响,十分重视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如顾颉刚在向胡适介绍范文澜时便说他“近来亦颇受先生的影响,屡欲改善其治学之方法”[20]。由此可知,范文澜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曾经一度深受胡适影响。此外,范文澜还曾参加了顾颉刚等人创办的“朴社”,以擅长考据的清代朴学为榜样。而正是缘于这种史料学的训练经历,唯物史观派能够充分认识到史料整理和考证的价值。李大钊便强调:“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21]。周谷城也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22]吕振羽甚至提出:“我们必须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对已有材料进行系统的考证。”[23]而翦伯赞更是将此付诸实践,在其代表作《中国史纲》中对“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至当时就有学者评价说:“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24]而这些都“表明他重视梁任公、胡适之和傅孟真所推动的新潮流”,“且有意与当时的‘主流史学’”在史料学方面“一较高下”[25]

  在唯物史观派中,对考证学意义阐述得最丰富的是郭沫若。他提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他还批评一些所谓的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26]因此,“考证乃研究工作必经之初步阶段,如能‘实事求是’,可不失为作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即使是“为考证而考证,乃割地自限,然较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终胜一筹,较之为反动而考证者更不可同日而语”[27],这无疑是充分肯定了考证学的意义价值。他还具体举例说明:“鲁迅是受过近代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而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他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阐发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再如闻一多,他也“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28]

  此外,唯物史观派对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赵纪彬便称赞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精确至当,无可移易”,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之一最大贡献矣”[29]。郭沫若也坦然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他同时还评价:“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都可算是卓识…… 胡君又说:‘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这个态度是很矜慎的,虽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为中心,还是问题。胡君的见解较一般的旧人大体上是有些科学观念,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史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但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摩着一些,这可以说是他的进步。”[30]

  有些时候,唯物史观派甚至还从“整理国故派”的具体观点中得到直接启发。如董作宾关于甲骨分期断代和“贞人说”的论述就对郭沫若产生了很大影响。郭沫若曾说:“曩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今据其说以诠之”。另外,郭沫若原先拟在《卜辞通纂》“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其后不久,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有关分期断代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已写竣并提出“十项标准” 后,随即赞许此十项标准“体例綦密”。而当他收到了董作宾寄来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更是激动地说:“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31]

  总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具体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随着唯物史观派不断壮大,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也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启发。吴承仕的思想转变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身为章门弟子之一,却最终跳出了“整理国故”的窠臼,转而信仰唯物史观。他曾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32]1934年,时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承仕开始着手改造国学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33],因此主张“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34]。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35],而是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历史。他在阐释《丧服传》时就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36]这些研究结论无疑大大突破了“整理国故”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次。

  又如,作为“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虽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古史的辨伪,但他同时也十分关注唯物史观派的观点。1926年11月18日,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与之讨论说:“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37]与此同时,顾颉刚也不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他声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8]。他还高度评价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39]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有所歧异,但由于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由是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三 跳出“国学”的范围

  历史地看来,整理国故运动虽然曾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但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欠缺宏观的分析与概括,从而无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初衷,于是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相反地,唯物史观派则因为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获得了不断的壮大。而在这一话语权势的转移过程中,他们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种种流弊做出了严厉的批评。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唯物史观派深刻地批判了整理国故运动陷于考据而不可自拔的弊病,阐明了自己“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的主张。

  众所周知,胡适最初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时,有其明确的目的,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试图从中发现中西方文明的结合点。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考据癖”,胡适往往沉溺于琐碎的考据而不可自拔。他曾自言其在二战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40]。他还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41]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倾向无疑是舍本逐末。李大钊就屡屡强调:“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42],因此“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43]。郭沫若更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考据流弊严厉批评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须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因此,“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4]

  郭沫若还称赞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45]这不啻是对胡适陷于“考据癖”不可自拔的尖锐针砭。同时,郭沫若自己也与闻一多一样,对国学采取的是一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态度。他声明:“我辈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知返矣”,“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碛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辈今日所应有事。如徒效蠹鱼白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则不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随之腐化而已。”[46]可以说,郭沫若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深入国学而又跳出国学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唯物史观派也严厉地批评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非史观”倾向,并公开阐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柳湜就说:“我们不反对整理国故,甚至承认‘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相当的功绩,但……不是主张仍和过去那样无方法,或用错误的方法去整理国故,研究历史。我们主张用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47]

  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带有一种明显的“非史观”倾向,尤其是排斥唯物史观的指导。胡适便表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48]傅斯年也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49],“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50]而刘节更说:“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51]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非史观”倾向无疑是错误的。李大钊就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迷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52]。翦伯赞也强调:“无论是何种研究,除了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53],因此“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54]而侯外庐更是明确指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55]

  在这一方面,郭沫若的有关论述也十分丰富,他不仅提出唯物史观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他自己就是“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56],而且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了铿锵有力的批评。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啊!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最后还表示:“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57]今天看来,这不啻是唯物史观派全面超越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份公开宣言。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错误提出了质疑和商榷。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凿破鸿蒙、廓清迷雾,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但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的界限,顾颉刚等人往往将“伪书”中所记载的历史皆视为“伪史”,如顾颉刚就曾经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58]如今看来,此论显然断之过勇。而关于这一点,唯物史观派恰恰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

  1945 年,翦伯赞就提出:“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经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过火。”他并且指出:“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记载了春秋的史实,“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亦如此,其所录西周、春秋的诗歌,“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59]。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60]这就科学地将“辨伪书”与“辨伪史”区分开来了。

  此外,针对“古史辨派”抹煞一切神话传说的做法,唯物史观派也提出了批评。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记载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 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对此,吕振羽曾明确表示:“我研究的是神话传说,出于战国书中的神话传说,和西汉书中的神话传说,都是根据当时社会流传的神话传说加以粉饰,正史中的神话传说是如此,伪书中的神话传说也是如此。正史中的伪成分要分别出来,伪书中的真成分也要分别出来。对于我国古史中的材料,都要经过详细分析才能引用。”[61]这就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

  总之,无论是在研究目的和方法,还是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唯物史观派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各种流弊作出了严厉批判,从而极大地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而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整理国故运动往往仅仅拘囿于个别细小琐碎史实的考证,却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当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62]、“风靡一世”[63]时,顾颉刚却不得不喟然感叹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64]

  注释:

  [1]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2]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总务部日刊课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年版。

  [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4]张闻天:《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学灯》1920年1月22日。

  [5]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6][7]《中国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29日。

  [8]独秀:《寸铁·国学》,《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9][10][11]《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36-438、444-445页。

  [12]钱穆:《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46页。

  [13][15]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13日。

  [14]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16]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创造周报》第37号,1924年1月13日。

  [17][21][42][43][52]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212、193、210-212、183页。

  [18]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19][44][5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612、7-8、7-9页。

  [20]顾颉刚:《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9页。

  [22]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23]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6页。

  [24]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10月。

  [2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26][5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465页。

  [27]《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28][4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332页。

  [29]赵纪彬:《读性命古训辨证》,《赵纪彬文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4页。

  [30]郭沫若:《评<古史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六节》,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3页。

  [31]《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0页。

  [32][33][34][35][36]《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3-244、237、163、152、13页。

  [37]顾颉刚:《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150页。

  [38][63]顾颉刚:《顾颉刚先生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页。

  [3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40]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人文科学学报》1944年第2期。

  [41]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46]郭沫若:《〈考古学报〉题词》,《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47]柳湜:《论中国化》,《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54页。

  [48]胡适:《答陈独秀先生》,《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0页。

  [49][50]《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10-311、356页。

  [51]刘节:《刘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5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54]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王学典编《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5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5页。

  [58]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59][60]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8页。

  [61]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62]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64]顾颉刚:《致白寿彝》,转引自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