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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党的建设的丰硕成果

来源:      作者:李东朗      发布时间:2015-06-30

  《光明日报》2006月25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它在使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同时,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艰苦卓绝的长征不但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而且磨练和砥砺了党并使之走向了成熟。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长征胜利的同时,也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对后来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意义深远的影响。因此,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邓小平曾高度概括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就开始于长征途中。

  19351月,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停止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和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的统治;更为重要的是,补选为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的主张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决策中,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这是中国革命摆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因此而彪炳史册。

  但是,毛泽东的领导相继受到严峻的挑战。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以机动灵活的战术调动敌军,而红军乘机佯攻贵阳,进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使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然而,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却认为红军在四渡赤水中尽走“弓背路”,他打电话、写信,要求中革军委撤换毛泽东,掀起不小的政治风波。19355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使红军转危为安的战略指挥,批评并否决了林彪的意见,要求全党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林彪挑起的风波遂告平息。

  继而,张国焘发起了更大的挑战。他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8个多月长途行军和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自恃自己领导的四方面军枪多势大,于是政治野心和军阀思想勃然膨胀,企图以枪指挥党,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他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而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张国焘后来明确承认:他当时“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因此,他的权力觊觎,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拒绝了其无理要求;继而又与他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林彪、张国焘挑战的被粉碎,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展现和长征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1935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调整中央常委的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成为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出任主席。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仍为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经历了一个长时间曲折的过程,而其关键性的起点和重要的基础就是长征。这是长征期间党的建设的最大功绩,意义十分深远。党的成熟,关键是党的领导核心的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从此,党有了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胜利发展。

  推动党酝酿和实行政治路线的转变

  政治路线关系党和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这是历史的结论。错误路线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而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

  首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是临时中央错误路线的破产,这条路线在遵义会议后被废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这就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

  其次,长征过程中加深了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国情和政治形势的认识。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形势,193585日,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判断:“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由此,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党和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在长征刚刚进入陕北根据地后,19351022日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在193511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指示全党的《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党中央的上述决策,是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国内形势而作出的。

  再次,长征过程中统战的实践和尝试,推动了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转变。1934年秋党与陈济棠粤军的谈判,虽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它是党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对党抛弃禁锢党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的“左”倾路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长征途中,党有意识地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的尝试。这些尝试,推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在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张闻天并著文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党同样应该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党在长征过程中的这些探索、实践和总结,对党的方针、任务的规定及策略的初步变更,为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七后林育英回国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深化了党的领导人已有的认识。两者相结合,从而使党完成了政治路线的转变。

  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制定和实践,开创了复兴革命的大好形势,“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党内形成新风尚

  第一,树立了党内民主的新风气。遵义会议前,临时中央为了强制推行“左”倾路线,对凡不积极执行和对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紧密相关。

  长征途中,在危难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实际也是在向党内的不民主挑战,争取实行党内民主。遵义会议就是与错误进行斗争和争取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在与上级组织——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面对危局,党通过党内民主,更换领导,纠正错误,其意义十分重大。但更深远的意义是党内从此形成了民主的风气。在其后的长征中,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整个延安时期,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民主一直得到了坚持和发扬。邓小平的话证明了这一点:“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行和坚持,保障和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第二,恢复和加强了政治局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长征途中的通道转兵,否决了博古、李德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实际上开始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甚至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基本上由博古、李德等少数人决策的现象。1935 年1月1日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是对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擅权包办红军指挥的否决,旨在强调和维护政治局的权威和最高决策权。虽然后来根据战争情况,成立新三人团处理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但由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的原则从此确定。以后如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和变更,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方针,关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关于奠基西北的重大行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问题,等等,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决定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继续延续了这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在长征路上恢复和加强的党的最高决策机制从此一直延续了下去。它对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运用。在长征过程中,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随着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的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体现。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博古、李德原定计划是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通道转兵后,黎平政治局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但后来又有川西北、云贵川、川西、川陕甘、陕甘等多次改变。当发现预想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和敌情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已定方案,及时调整、修改计划,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选择、寻找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经过多次改变,党最后选定陕北为落脚点。这样,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围歼”的计划,摆脱了一次次的危险,避免了损失;最后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

  第四,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长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的,举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进行的。长征之后,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一方面逼迫党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及其相应产生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了,有利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党的领导人根据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独立作出的。因此,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样,就推动了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并且经过长征,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

  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建设产生的影响是至深至广的,还有如:长征保存下来革命的种子,成为党在以后发展革命的骨干力量;经过长征中各种艰难险阻的千锤百炼,锻炼了党的一大批干部,使他们成长为党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优秀的领导人;遵义会议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问题的初步纠正,对陕北错误的肃反的制止和为刘志丹等的平反,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挽救了一大批忠贞的革命力量;培育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长征精神,等等。总之,伟大的长征以极端艰苦、极端特殊的方式考验和磨练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征,自身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