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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及其今后走向 

来源:      作者:李瑗      发布时间:2015-06-30

 

  (载《理论学刊》2006年第11)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从民主革命时期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发展道路。这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结中国共产党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历史经验,展望多党合作今后的走向,对于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

  (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离不开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没有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和胜利。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来看,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就是因为中共组成了以多党合作为轴心的统一战线,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了正确的多党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胡绳曾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讲民主革命历史时单讲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1]中间势力是什么人?主要是中间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2]的确,中间势力和中间党派这一大片之所以倒向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我们党实行了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总的说,以多党合作为轴心的统一战线的确立和发展,中共制定和实行正确处理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政策,是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经历了由发展到曲折发展到日趋完善和成熟的三个阶段,即“两头好、中间差”的发展过程。实践证明,“两头好”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发展,就前进。“中间差”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就受到挫折,就会停滞不前或倒退。

  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理论有了重大发展,合作的方针也比过去更加明确;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和完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这一切都表明,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随之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

  (二)克服“清一色”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方针不动摇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还证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清一色”,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大敌,从历史上看,凡是搞左倾关门主义的“清一色”时,革命和建设就出现挫折、失败。如红军被迫长征,1957年反右,“文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之所以在四次反围剿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出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是因为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采取关门主义,提出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政策,把工农两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唯一动力,完全否定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有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在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错误时,曾生动地刻画了关门主义的荒谬逻辑:“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3]在这种逻辑指导下,错误路线则把一切中间力量都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致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丧失90%,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3万人,中共党员由30万人降到了4万人,国统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100%。毛泽东一生中曾多次总结瑞金时代的“左”倾错误,说:“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

  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过党内存在的“清一色”思想,但是,建国后,应该说苏联“清一色”的一党制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还是有影响的。具体表现是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在很长时间里越来越下降。1949年建国时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本来是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毛泽东于19496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还讲到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可是到这个政府建立之后他就不再讲这个政府是联合政府了。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正式通过宪法后,民主党派就不再有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府中的部长也由14人降为13人;1959年第二届人大组成的政府又降为10人;1965年第三届政府降为7人;1975年第四届政府民主党派就连一个部长也没有了。

  1957年反右和后来发生的“文革”,之所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是因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国内政治生活的总体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清一色”的思想重新抬头,开始过于追求纯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纯洁的国家权力和纯洁的意识形态,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再次出现忽视统一战线,否定统一战线的倾向。特别是“文革”开始后,统战工作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这期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被更名为“革命统一战线”,但所谓的 “革命统一战线”,实际上是革了统一战线的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全面否定建国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疯狂地迫害和打击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停止正常工作长达十余年之久。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被抄家和批斗,甚至迫害致死。统战部门被戴上了“投降主义”、 “修正主义”的帽子,被说成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统战系统的干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典型地说明了“清一色”思想发展到极至。

  总之,“清一色”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极大的损害。今天,这一思想仍在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有不断克服这一思想,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才能够健康发展,才能真正为顺利实现新世纪党的宏伟目标扫清道路。

  (三)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我国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证。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有正确的方向、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

  建国以来,在如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弯路,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推广到社会一切领域,扩大到民主党派,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对民主党派包办代替,结果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这种党政不分的体制导致政府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使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而改善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是关键。在我国实行党政分开就是党政职能分开,是各级党组织从具体的国家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党派。党对其他党派的领导应该是政治领导,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影响他们,而不是组织上的领导。所以,改革和完善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些情况说明,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要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的客观要求。在新时期,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民主党派的领导和成员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多党合作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曾严肃地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4]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花大力气认真研究和落实这一问题。

  (四)切实照顾同盟者的利益

  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尊重和照顾民主党派的利益,这是毛泽东和党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强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尊重同盟者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重要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⑴我们有充足的力量;⑵尊重他们的利益;⑶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5]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6]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照顾中间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吸收中间分子参加。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在经济上,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产生很大影响,成功地实现了对民主党派的团结、争取,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民主党派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致公党的主要支派)主席司徒美堂,积极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仅司徒美堂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即达5400多万美元。抗战前夕,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数为1740万人,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以及妇女、老人和儿童,都纷纷组织起来,踊跃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国抗战。南侨总工会主席陈嘉庚从中国抗战开始,每月捐款2000元至战争胜利。抗战期间,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惊人的外汇,对祖国抗战是莫大的资助。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中还有许多人纷纷回国,效命疆场,在祖国各地,有活跃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有深入敌后的华侨战地服务团,有出生入死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惠广战役中,由22人组成的一支华侨服务队壮烈牺牲20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照顾民主党派的利益,共产党提出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和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持民族工业”。2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这些纲领和政策,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成员的普遍拥护,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推动作用。

  照顾民主党派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比如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好政治待遇、干部待遇及其他工作条件问题,特别是给他们实职安排。建国初期,在这方面做得好,因而在决策上就比较民主、科学。周恩来一再强调“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有职、有权、有责,自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方式很好。”3在当前深化改革、利益格局调整的情况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如何照顾同盟者利益问题,这是调动同盟者一道前进的重要条件。这关系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对坚持多党合作制度的认同和信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对外形象。李瑞环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确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我们是执政党,是领导部门和工作机关,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比他们容易。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党外人士搞好服务,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统一战线中的具体体现,是统一战线历来的方针,也是新形势下增强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

  在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建国前七年就做得比较好。当时周恩来曾反复强调“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并认为他们的话“只要有一点好的,就应该重视”,[7]因而民主党派当时不但愿意而且敢于提出建议或不同意见。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身边都有不少诤友。如梁漱溟、黄炎培等。黄炎培曾对1949年的征粮、1950年的收税以及后来的土改和镇反给毛泽东提出过不少意见,这些意见都受到我们党的重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和信任,极大地调动了民主党派的积极性,为民主党派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特点出发,深入思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问题。他注意到苏联实行一党制的弊端,深刻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有关经验,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8]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他说,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9]19569月,中共八大进一步确认了这个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但是,这一方针没有形成制度,方针的本身也不甚明确,什么是长期?是五十年,是一百年?还是永远?互相监督的内容是什么?哪些是可以监督的,哪些是不可以监督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事实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1957年,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了帮助中共整风,同时也是履行互相监督的职能,对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和意见,然而在反右斗争中,这些批评和意见却被当成了划定右派的依据。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有甚者,仅凭红卫兵的一张通缉令,与中共“长期共存”的民主党派就完全停止办公,甚至被迫解散。事实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还没有形成制度,仍带有很多主观随意性的特点。只有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真正制度化了,才能保证这一方针在实践中的持久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多党合作今后走向

  (一)把《进一步意见》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三化”。

  2005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进一步意见)。《进一步意见》的颁发是多党合作的一件大事,是对1989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发展和细化,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被称为是指导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意见》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很强,重点是解决多党合作中的制度保障问题,说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因而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三化”建设目标。但是这样一个好的文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还是不重视。有人总结说,叫做“上热、中温、下冷”。今后当务之急就是要狠抓落实。一个好的文件如果不去落实,就是一张废纸。要落实首先要运用各种方式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开展宣传和教育,要使全党和全社会了解和熟悉这项制度,增强多党合作意识,改变多党合作可有可无的思想观念。中共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真正把贯彻落实《进一步意见》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精心部署、加强指导。

  狠抓落实特别要注意狠抓“三化”建设中的程序化建设。程序化是多党合作的重要保障。程序建设通过制度规范,明确规定多党合作关系中各主体作出各种政治行为的条件、方式、方法、步骤、时限及责任。纵观我国多党合作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发现程序缺失所带来的弊端。按程序选出的共和国主席,却因为不按程序随便把他打倒,并迫害致死。文革中民主党派被强令解散,也是根本无视法律程序。许多现实中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制度规范,而是没有可操作性的程序制度。如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与“参加和参与”的方式均已确定,但是具体的条件、方式、方法、步骤、时限及责任却没有明确,主体双方都无法合理预期“参加和参与”的后果。比如,大政方针在决策之前协商,是在党委决策之前,还是在人大、政府决策之前协商?要提前多长时间?每次协商应当按照什么样的具体程序决定议题、形成意见、报送和反馈?发生违背程序现象应该如何处理?诸如此类问题,如果规定不明确,也就是说,缺乏程序约束,就势必造成政治协商的随意性,不利于政治协商的有效深入开展。这次《进一步意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是一个好的开始,预示着今后在程序建设上,将会有更多的突破。当然,也有人提出应把一些重要的程序,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上升为法律,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意志。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将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整体步伐相伴随

  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好坏快慢,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整体的发展进程。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龙头还是执政党的改革,只有执政党改革好了,才能使多党合作制度更加发挥重大作用。当然,多党合作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党的改革,还需要有人大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司法体系的改革与之相配合,更重要的是民主党派也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和推进各项改革。应该说,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比起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是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勇气的,但也要讲策略,不能脱离国情。毛泽东曾提出的种“试验田”的方法可以用,在某一地区先搞试验,就是失败了也不要紧。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步前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就会更加有成效。

  (三)多党合作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仅如此,老一代革命家有过很多论述,对国外政治文化的不少好做法也产生过兴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类似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0]刘少奇说过:“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贵为总司令又当大学校长等例子,作为资本主义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关于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邓小平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就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些论述说明,西方的政治制度虽然不能照搬,但并不都是不适合中国的。人类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理解和善待世界不同的文明,要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政党制度和发展模式。

  应当承认,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由于产生较早,经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这套东西,在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中,尽管有这样的那样的毛病,但其中一部分反映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内容可以拿来供我们党参考和借鉴。例如,西方国家注重对执政党的监督,因为在他们看来,执政党掌握着权力,没有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鉴于此,这些国家都建立了一套对执政党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体系。毫无疑问,我们无须把监督权力和三权分立、政党轮流执政这套东西等同起来,搬用其模式。但是,利用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介对权力进行监督,并在权力之间建立某种制约,显然已被证明是必要的。同时,我们还要借鉴西方议会党团中的一般辩论形式,在人大全体会议期间增设建言献策论坛,让参会的民主党派代表以党派名义在大会发表政见,体现参政党在人大中的整体功能作用。另外还可以借鉴听政制度、质询制度、违宪诉讼制度等等,这些好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还有一个在政党制度问题上和我们相仿而又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国家就是新加坡。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经济和社会超乎寻常的发展,被称为“新加坡之谜”。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奇迹引起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关注,纷纷撰文,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来试图解开“新加坡之谜”,发表了大批论著。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视角来看待新加坡奇迹。最近一些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为我们借鉴新加坡这个后发国家的政党制度提供了参考。新加坡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执政,都奉行为民服务的正确政策,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党制度,对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行动党是19681月通过大选上台的,其得票率为84.4%,这是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史上得票率的最大值,标志着“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此后,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来巩固其执政地位,长期一党独占优势,同时,又在法律上通过大选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予以确认。在李光耀看来,这是最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政党制度,因为当一个政体由一个主流政党长期掌握控制时,没有反对党的挑战和交出政权的压力,这样的政治体系就是稳定的;而当一个政体是开放的,其他政党可以参与选举,它就是民主的。新加坡的政体应当是既开放又稳定的民主政体,而非外界所称的威权、独裁。

  当然,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形态,固然有不少可借鉴之处,但是在一些方面与中国相比又有不尽相同之处,因此,在借鉴其经验教训时,应注意扬弃。

  总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曲折、日趋成熟的成长过程。由于它是世界政党政治史上没有先例可循的崭新制度,难免有不够完善的问题,也确实有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的必要。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有世界政党政治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我们就一定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促进国家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政党政治之路。

   

   

  


 

  [1]《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页。

  [6]《毛泽东选集》 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9]同上,第23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