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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悬案”释疑

来源:      作者:韩钢      发布时间:2015-06-30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6期发表了胡绳同志的一篇谈话录,说的是中共八大(以下简称八大)通过了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但是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有关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表示反对,再后来八大二次会议重新做出判断,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的结论这样一件事情。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事情的原委却没有完全弄清楚,以至于当年参加文件起草的胡绳同志都说是一宗“悬案”。“悬”在哪里?胡绳同志说了几点:决议到底是谁作的?谁的主意?毛泽东反对到底有什么理由?有没有道理?是非如何?

  其实,近些年来随着材料的披露,事情的大致轮廓似乎还是勾画得出来的,只是某些细节仍然不知其详,有待于档案文献的进一步披露。笔者前些年参加《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的写作,查阅了一些档案文献,试图对这桩“悬案”做点释疑的工作,以就教各位研究者。

  第一,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如何起草和修改的?

  正像胡绳同志记忆的那样,起初准备的八大文件并没有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开始,八大的文件只有三个: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党章修正案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为准备这几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组成了两个起草委员会,一个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七人组成;另一个是党章修正案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等九人组成。[1]两个委员会下面各有一些具体做起草工作的人员,胡绳同志就是参加政治报告起草的工作人员。据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中央工作大事记》记载,从1955年8月28日至1956年9月14日,中央召集的有关政治报告起草的会议、商谈有40次之多。[2]胡绳同志本人就参加过10次。[3]胡绳同志说他说不清楚八大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事了,还说起草委员会好像没有开过什么会,自然是记忆模糊的缘故。

  后来增加了两个需要准备的文件,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这样,八大文件一共是五个。关于党章的两个和关于“二五”计划的两个都是各自“配套”的,惟独政治报告没有另一个文件“配套”。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

  委员会的报告作决议,在八大之前有过两次,一次是四大,一次是七大。两次情况还不一样,四大的决议[4]内容比较充实,有一定篇幅;七大的决议[5]则实在简单,简单到全部内容只有一句话,这样简单的决议当然用不着费事做什么起草工作。

  八大是否因为曾经考虑采用七大决议的形式而没有提前做文字工作,笔者不得而知。从文献档案看,直到大会正式会议开幕,没有任何起草关于政治报告决议的迹象。什么时候提出搞政治报告决议的呢?胡绳同志说是八大正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即1956 年9月17日。谁提出来的、怎么议论的、准备写些什么,胡绳同志没有说,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也没有记载。反正与七大不同,不是搞一个一句话的决议。从提出搞决议到大会闭幕只有十天时间,起草决议稿子的工作自然相当紧迫。胡绳同志的谈话录,讲到了起草班子的“秀才们”紧张工作的情形。

  文献档案显示,决议起草、修改了四稿或五稿。第一稿的确如胡绳同志所记忆,是9 月19日写成的,题目很长,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决议(初草)》。按胡绳同志记忆,这天晚上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个稿子。第二稿亦如胡绳同志所记,是9月23日改出来的,约八千字,分为十个部分。这之后,胡绳同志记忆是胡乔木主持,几位秀才集中在中南海改稿,26日改出定稿。实际情况恐怕比胡绳同志记忆的要复杂。改出第二稿后仅仅过了一天,就改出了第三稿,题目比第一稿简单,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这一稿胡绳同志没有谈到,但正是这一稿有重要修改。除了将原稿的十个部分调整为六个部分外,这一稿最关键的修改就是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内容。稿子在叙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写道:“我们还要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要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并且必须长期地警惕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如果忽视这些任务,是错误的。但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国各族人民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6]这是第一次在起草的文件中论述国内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增加有关主要矛盾的内容,据胡绳同志说,可能是胡乔木的主意。胡绳同志还说,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所作的一种观察。当事人的观察自有道理。不过,笔者看到的一份文献却提供了另外一个情况。出席八大的华北代表团在9月24日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记录,记载了该代表团团长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决议稿子的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7]。记录中的“先进”和“落后”没有具体所指,可能是传达者省略了,也可能是记录者省略了,还有可能是毛本来就没有说得很具体。这个材料至少说明第一,在决议中写矛盾问题是毛泽东的主张,抑或是毛泽东肯定了这个主张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转折时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毛泽东一贯思维方式,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如此,从抗日战争再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也是如此,从第三次国内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如此他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分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在毛泽东看来,矛盾主要是属于“先进与落后”的性质。笔者理解,毛在这里说“先进与落后”,意在强调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先进和落后”的说法,八大之前就有过。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那里面就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8]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反映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思想。会后不久,毛泽东曾有过“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这一类意思的说法[9]

  这一稿即“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当天即下发到各代表团讨论。这是大会代表第一次讨论政治报告决议的稿子。当天晚上21 时至翌日凌晨1时20分,大会主席团常委、各代表团团长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汇总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讨论修改决议草案问题。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伯承、林枫、宋任穷等参加。

  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9 月26日改出第四稿,即“九月二十六日修正草案”。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这一稿没有什么修改。当天,大会主席团将这一稿再次发给各代表团讨论。从笔者接触到的文献看,代表从内容到文字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其中也有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意见。比如,西南代表团有代表认为,稿子讲“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就现实情况讲这样说是对的,但从理论上说,今后还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矛盾。[10]这一天,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决议的修正草案,并决定文件细节方面交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继续修改。

  还是在这一天,起草者(主要是胡乔木)又根据讨论意见作了修改。这一稿可以算作第五稿。胡绳同志说(9 月)26日搞到夜里12点钟拿出来一个最后“定稿”,可以肯定就是这一稿。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稿子改成了如下表述:“当然,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实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这种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1]这一稿删去了“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增加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实际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这种落后状况之

  间的矛盾”等提法。一删一增,变化不小。这天晚上,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讨论决议修正草案。[12]因为第二天这个稿子将提交大会付表决,所以这次主席团常委会是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对稿子作了审阅,他只在一句话中加写了几个字,这句话同主要矛盾的表述无关。毛审阅完稿子已经是9月27日凌晨两点钟,他在稿子上批写道:“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13]

  至此,提交给大会表决的决议草案应该算是定稿了,因为毛已经批示“付印,付翻译”。可是,根据现存档案,在一份写有“定稿”字样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胡乔木又作了少量修改[14],其中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在谈到国内主要矛盾的文字之后,加写了后来众所周知的那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笔者有两点存疑:第一,这个修改是胡乔木本人的意思还是别人的意见,不得而知;第二,这个修改后的稿子是否送毛泽东审阅过,也不得而知,因为稿子上没有毛的任何笔迹。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对这句话,毛后来表示了反对。当然,当天下午的大会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未见异议。整个起草和修改过程表明,决议草案不是完全没有经过讨论,至少大会代表讨论过两次,大会主席团(包括主席团常委)讨论过三次。

  这些就是笔者根据文献档案和相关资料知晓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起草和修改的大体经过。

  第二,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是怎样表示异议和否定的?

  毛泽东最早是什么时候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表示异议和批评的?有一种说法是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之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是不正确的。[15]这算一个是口述史料,但没有文献可考。这年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到了矛盾问题,他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指消灭阶级;将来的革命,内容和性质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有矛盾就有斗争,要解决矛盾、解决斗争,这在将来同现在和过去的意义上,还是一致的。将来阶级消灭之后,矛盾的性质可能同过去有所不同,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如: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本来它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得不好,就有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16]毛说这个话离开前面所述“天安门谈话”不过一个多月,但并没有批评八大决议的意思。

  胡绳同志谈到陈伯达当年告诉他的一个情况:毛泽东对陈表示过对八大决议的不满,陈伯达还引用列宁的观点维护八大的说法,毛的回答是,列宁讲的是和外国比较,我们社会主义是先进的,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决不能说本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是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这不行。[17]那是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胡绳同志没有说。这也是一条口述史料,不过这条史料所反映的毛的看法有文献可以印证。

  有文字可考的最早文献,就笔者所见,是1957 年3月6日毛泽东在九省市党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次座谈会谈到了对八大决议的争论,谈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矛盾有,但不大,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五十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五十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四十年嘛,现在还是适应的。矛盾吗,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18]稍后,这年三四月份毛泽东视察华东地区,4月上旬在杭州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党委负责人汇报,作了许多插话。与会者有人问到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是否正确时,毛泽东说: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是错误的,所谓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拿来同外国、同将来作比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现在并无矛盾。矛盾是在将来,不是现在。生产关系现在是国有化,将来可能是洲有化、球有化。[19]这里介绍的两则史料,同胡绳同志从陈伯达那里听说的差不多。

  按胡绳同志的理解,毛泽东的看法是所谓先进落后和外国比可以,自己比自己无所谓先进落后,他的意思是实际上只有适合不适合。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话等于说生产关系冒进了,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发展余地,还有可做的。胡绳同志认为,毛泽东不承认在抽象的条件下讲什么先进落后,恐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还认为毛的看法也包含他后来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倾向,就是觉得生产关系还不够先进,还可以更先进。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讲话看,胡绳同志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毛说了嘛,生产关系现在是国有化,将来还要洲有化、球有化。换句话说,毛的意思是现在公有制的规模、范围还不是终点,公有制的发展还有更进一步的目标。

  无论如何,毛泽东这时对八大决议的异议,还只是对有关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满意。八大决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旨在要求全党集中力量解决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对这一点,毛泽东这时并无异议,相反还是肯定和强调的。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这个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跟自然界作斗争,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20]还说,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过去我们是长期从事革命战争,从事阶级斗争,在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结束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21]不少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以为毛泽东对八大决议的不满,一开始就是要否定决议的实质,以至于以讹传讹。

  毛泽东从实质上否定八大决议,是到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八届三中全会是1957 年九十月间举行的,一开始与会者就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八大决议的结论要做修改,也有一种意见主张维持八大决议的结论,还有一种意见模棱两可,认为修改或维持都必须做明确阐述。改不改呢?毛泽东在10月9日对全会做总结时讲话,谈到了八大决议。他是这样说的: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毫无问题。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是改造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这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结论正相反对。不过毛并没有明确批评八大,相反还说:八大决议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八大的分析是指生产力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在开八大时,阶级斗争是缓和了一下,这是有意识的缓和,八大没有明白地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在做了的。[22]很显然,毛还力图将关于主要矛盾结论的改变,同八大衔接起来。这样的“衔接”当然不合事实,十分牵强。至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毛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23],明确批评了八大决议,那是“毛选”编辑者后来整理、修改的结果。

  “文革”中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一些版本收了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另一次讲话,讲话时间是1957 年10月7日。那次讲话对八大决议说得更多,说了八大决议那句话有语病,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还说那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子。笔者没有看到这次讲话的档案文献。不过,在正式的文件中修改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的确不是八届三中全会,而是第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研究者都已熟知的史实,用不着笔者赘述了。

  第三,为什么毛泽东对八大决议表示异议和否定?

  为什么毛泽东要批评和否定八大决议,胡绳同志谈了他的看法。笔者赞同胡绳同志的看法,同时也想做点补充。

  毛泽东对八大决议的异议和否定,有胡绳同志所解释的理论上、逻辑上、逻辑上的原因,也有当时的背景性因素。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起来。但是这样一个过程也遗留下来许多问题,所有制方面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24],经济管理体制比较“呆板”,中央集中权力过多而地方缺少独立性,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思想领域也有些紧张。这表明,刚刚确立的社会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一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1956年春天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所觉察。那年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阐述了十个方面的关系,1956年春到1957年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逐步提出体制改进和各项建设的一些新方针、新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以及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同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完全和谐一致了,相反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这种矛盾既要通过技术革新也要通过社会制度革新来解决[25]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阐述十个方面的关系,有的属于政策范畴,有的属于体制范畴。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属于体制范畴的问题。可以想象,一面进行改进制度和体制的努力,一面又说社会制度已经先进而只是生产力落后,两者不能不相互抵牾。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性因素。

  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社会上的人们也有种种议论。在农村,由于入社以后收入减少、劳动力不足而生活困难、从事家庭副业受到较多限制,一些社员在夏收之后发生闹社、退社的风潮,上访告状,私分粮食、种子、油料、饲料和农具,甚至殴打社乡和工作组干部。因此,一些人对合作化有疑问、有微词。在城市,一些原来的私营工商业主对迅猛而起的工商业改造浪潮有些应接不暇、眼花缭乱,一些从晚清、从民国时期过来的文人对新制度很不适应、很不习惯,有些“巷议”。社会上的议论还反映到中共党内,对一些党员干部也发生影响。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对这样一些动向非常敏感。在他看来,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制度的看法牵涉大是大非,不可等闲视之。他把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动向同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潮联系起来,认为是中国的“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26],党内一些人见台风一来就动摇,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因此,维护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论证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他甚至提出,要“痛斥”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等“各种谬论”[27]就成为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斗争。这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背景性因素。

  有这样两个背景性因素,对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结论的处理就变得比较微妙了:既要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不完善,还有缺陷,还要巩固,又要强调这个新制度的优越性。那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回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议论关于斯大林晚年错误的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内部和外部都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同制度问题有关。《人民日报》文章强调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纠正错误不需要“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有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既适合又有缺陷,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呢?文章的说法是“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而“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28]这样来谈制度问题,既维护了制度的合理性,又没有回避制度的缺陷,算是最佳的结论。如果说《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一般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经过修改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专门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了最典型地反映出这一点,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9]这个说法没有正面修改八大的结论,但是与八大的结论已经不同,因为:第一,它肯定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而不是八大所说的前者先进后者落后;第二,它又指出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而没有“抽象”地讲制度的优越性甚至根本没有讲制度优于生产力。

  当然,这都是1957年上半年的事情。如前所述,这时毛泽东对八大决议的不满只是在表述方面,还不是实质。待到这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实质上改变八大决议的结论,其背景已经不全是前述那两点而主要是反右派斗争了。这,也是研究者已经熟悉的史实,用不着笔者罗嗦了。

   

   

  


 

  [1] 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附录:八大的筹备和大会日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488页。这个日志是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中央工作大事记》整理的。

  [2] 参见《中共八大史》第119

  页。

  [3] 参见《中共八大史》“附录:八大的筹备和大会日志”。

  [4] 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328页。

  [5] 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1945年5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这个决议案的全文是:“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转引自《中共八大史》第179页。

  [7] 转引自《中共八大史》第178页。

  [8] 《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9页。

  [10] 《中共八大史》第180页。

  [11] 《中共八大史》第181页。

  [12] 这条史料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2页。《年谱》的原文是:“9月 26日晚,(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关于八大报告的决议(草稿)。”这里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属于笔肯定有误,因为第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常务委员会的设置,这天晚上的会议是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两天后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13] 毛泽东:《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1956年9月24日、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12页。

  [14] 笔者查阅过原始档案,可以肯定这些修改是胡乔木的笔迹。

  [15]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16]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7] 参见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66页。

  [18] 毛泽东在九省市党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6日)。

  [19] 毛泽东在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同志汇报思想工作时的插话(1957年4月)。

  [20] 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7日)。

  [21] 毛泽东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纪要(1957年3月20日)。

  [22]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23] 即《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6—479页。

  [2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25]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26]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27]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28] 《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9]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