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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保持党的先进性

来源:      作者:刘晶芳      发布时间:2015-06-30

  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执政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大量吸收其他社会成分的进步分子入党,同时严格党员标准,增强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只能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教条倾向。但是中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党员的成分不可能是工人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保证党组织大发展,又坚持党员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需要创造性回答的问题。

  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确定党的政治路线转变的同时,为了使组织建设与党担负的领导责任相适应,作出了大量发展党员,包括发展非工农成分的先进分子入党的决定。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pp.620-621)。这个决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组织工作上的“唯成分”论,是完全符合实际,有利于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但是,这种做法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必须避免大批接收新党员的做法,而只能接受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人加入党的队伍。”(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 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p.421)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修改了瓦窑堡会议的决定。1936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去年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p98)显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干扰了党的正确决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组织建设与革命需要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抗日战争在全国蓬勃兴起,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适应和配合民族抗战的需要,党的组织应当大发展;另一方面,抗战爆发后,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愿望的人,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感召,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也有了大发展的条件。1937年12月,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敏锐地看到了党的大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员的一般要求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结合起来,提出既要大量发展党员又要严格党员标准,为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强调要大发展。陈云坚决主张向一切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人打开大门,大量吸收其他社会成分的进步分子入党。陈云针对党内一些人怕大量吸收其他社会成分的进步分子入党会影响党的纯洁性的担心,认为首先应正确理解党的纯洁性的含义。他说:“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200-201)1940年12月26日,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审查党员的补充指示》,清楚地向全党指出:党员忠实与否,取决于本人对党是否忠实,……鉴定党员忠实与否,决定于本人现在的政治立场,而不决定于他过去的政治关系(注:刘华峰、王雨亭:《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217)。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 “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11)他还指出,详细考察每个党员的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这是党所必须做的,但“党在考察党员时主要是观察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党的事业的实际表现。党也懂得,在反动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未尝没有革命的子女。”(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00)陈云这种不重成份重表现的思路,很好地解决了当时党面临的问题。

  强调发展并不是不要质量。在强调大发展的同时,陈云也十分重视党员的质量。1939 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129-134)对于“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34)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陈云特别强调要坚持党员标准,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137-142)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理论。陈云不仅从理论上强调要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明确的党员标准,而且在实践中对妨害党的先进性的错误观点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1939年5月,陈云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中,总结刘力功在抗大毕业后多次拒绝服从组织分配、终于被中央党务委员会开除党籍一事的教训,着重阐述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指出,新党员中许多人还带有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习惯,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强调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注:《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249)1943年3月10日,陈云针对在有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员中存在的“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错误观点,进行尖锐批评。提出:“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74)陈云这种坚持党员标准,重视提高党员质量的思想和实践,对党大量吸收非工农成份的人入党后,有效地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以模范的工作,创造性地落实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党组织的大发展。到七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左右,干部人数也由3万人发展到40万左右,党真正成为了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

  二、科学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夯实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基础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1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永葆先进性,就在于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科学、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武装起来的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基础,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性条件。

  陈云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早在1939年,他就明确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理论,才能在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42)1940年11月,陈云从适应革命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又一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党的干部是党的骨干,“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是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独立工作的条件是学习,……一个干部没有理论不行,只凭经验不够”(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121)。

  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面对艰难而复杂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陈云再一次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指出:“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的责任。”(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5)

  陈云不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还特别重视学风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49)共产党员要尽责地为党工作,就必须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不注意探索和掌握事物的规律,不接受新事物,不研究新问题,就必然会因循守旧,不能开拓前进,也就不能尽到对党的责任。艰巨复杂的革命任务,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特别注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研究和运用。经过学习,在延安整风中陈云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作风。

  建国以后,针对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严重失误,陈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粉碎“四人帮”后,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226)陈云对“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批评,对翌年在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了推动作用。1987年7月,陈云在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中,又专门讲了党员干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的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62)这些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的精辟论述,为端正学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对学习的内容,陈云也多次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他强调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培养坚定的党性;还要学习历史,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文化,尤其重要的是随时随地在实际中学习,向群众学习。

  陈云特别重视学哲学。他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注:《陈云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61)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继续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他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 (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21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仍然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他认为,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p.285)1987年7月,陈云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再次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60)他还总结个人的体会,指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62)由此可见,倡导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重视解决世界观方法论,端正思想路线,是陈云的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一贯主张。

  陈云不但这样主张和要求,他本人对于学习也十分勤奋和刻苦。在延安时,为了学好理论,他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边工作、边学习,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知识,学习后还要考试,前后坚持了五年,留下了十几本厚厚的读书笔记,有好几千页,上百万字之多。“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疏散到江西,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却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在近三年时间里,他除了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和参观农村外,其他时间就是在住所看书。

  三、确立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决定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

  看一个党是不是先进的,要看它的政治主张是否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要看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历史是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和主题。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随着历史条件和具体实践的变化和要求,调整自己的政治路线,使之符合实际。能推动历史前进,这才是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从政治上保持党的先进性,既包括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包括正确的政治路线形成后,围绕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保证政治路线的推行。

  延安时期陈云任组织部长时,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他明确指出:“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注:《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299)这既是陈云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揭示,也是他主持组织工作期间贯穿始终的重要指导思想。那时中央组织部每周都召开部务会,首要的议题是:组织工作如何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如何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在这个前提下,再逐项议决全党组织、干部政策、地方党组织状况、干部任免等事项。在陈云的正确领导下,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都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的。他重视不断发现和解决组织工作运行中存在的各种与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使党的建设适应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使党成了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这是陈云在抗战期间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为党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宏伟事业而作出的一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为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6 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最终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至党的建设受到极大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清除错误路线,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任务十分艰巨。

  解决政治路线首先要拨乱反正。当时党内外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呼声日渐强烈。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将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从而使这两个问题一时成为禁区,使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在1977年3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的主要领导一开始便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陈云不顾压力,从党的利益出发,向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负责会议简报的同志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要求陈云按领导的意见对书面发言进行删改,被陈云严正拒绝。结果,这个发言未能在简报上刊出。但由于陈云等的发言触及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件大事,因此在会议上不胫而走。在舆论的压力和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会议临近结束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得不表态,说“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听到这句话,陈云马上在小组会上叮了一句:“适当时机,我赞成”。(注:朱佳木:“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党建研究》1998年第12期;)经过斗争,在7月16日至21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工作,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重大突破,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它是恢复和确立党的政治路线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虽然接受了邓小平等提出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建议,但又把三个经济工作方面的议题规定为会议的正式议题,试图回避“左”倾错误的问题。在不彻底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 “左”倾错误,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时刻,陈云又一次挺身而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以《坚持有错必纠》为题发言说:中央决定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人民的迫切愿望。但安定团结也是人民关心的事,有些重大遗留问题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然后,他举了薄一波等 61人案、陶铸和王鹤寿等人案、彭德怀问题、天安门事件、康生的严重错误等例子,认为必须解决。第二天,这篇发言在简报上全文刊出,引起会议强烈反响,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陈云的发言,冲破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会议定的框框,使原本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全局性拨乱反正的会议。在这股巨大潮流的推动下,中央政治局就上述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并在11月25日大会上予以宣布。与会同志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对当时面临的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愈来愈明确,促成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陈云坚持并执行着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密切联系群众,抓好党风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在战争年代,党要领导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39年,陈云在《巩固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等文中强调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第一,阐述了联系群众对巩固党的重要性。他指出,“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党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部。”(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78)又说:“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5)因此,党只有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是巩固的。第二,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群众的切身问题,不只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事,还有许多日常的生活问题。所以,党的区委、支部、小组的一项经常议事日程,应该是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群众的情绪如何,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都是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应该严重注意的。”(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0)第三,提出解决群众问题的办法,即“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2)第四,强调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他引证毛泽东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的话,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3)

  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陈云对这种危险性是看得非常透彻的。他认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前,作一个地下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注:《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339)如果没有好的党风,党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失去存在的基础;如果不正之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纠正,就会使许多党员、干部涉足其间以致腐败变质。其结果,必然导致我们的党自行瓦解,不攻而亡。

  站在这样的高度,陈云始终把端正党风作为中纪委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全党推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地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作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确定下来,确定了党风建设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80年11月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第一次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这是在总结我们党执政30年和一些国家执政党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正确论断,透彻地揭示了抓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1983年10月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陈云针对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日盛,进一步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331-332)。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并强调“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51)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在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9年间,他根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主持制定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许多重要规定和措施,对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案件进行了认真查处。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一些同志对于改革开放中要不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不要坚持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思想上产生混乱,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陈云及时指出,“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要在党内“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55)。必须明确,“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党内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48)针对党风严重的腐败现象,始终要求中纪委“全力以赴”,“抓到底”。他严肃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注:《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364)

  在党风建设中,陈云不仅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还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提出严格要求。抗战时期实行精兵简政,他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把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由五六十人精简到13人,让自己的秘书到基层去工作。全国解放前夕,他在百忙之中亲自给烈士子女写信,语重心长地叮嘱,“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要做“守法的模范”。(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96)1986年1月,针对个别高级干部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小轿车的事情,陈云严肃地指出:“中央要求,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注:《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303)

  陈云本人长期身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但一生谦虚谨慎,淡薄名利,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我国5辆“吉斯”牌高级防弹车,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中央的五位书记使用。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车被换成“吉斯”车,坚决要求换回来。对于工资级别,他也是这个态度。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他们五位书记一律定为一级,报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改为二级。在陈云身上所体现的党的优良作风还有很多,他身体力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杰出典范。

  综上所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陈云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党的宝贵财富。今天,缅怀陈云,深入研究他的党的建设思想,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原文出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原刊期号】200506